“个体诗学”的内涵与建构——以臧棣为例

20世纪90年代唐晓渡提出了“个体诗学”这一当代诗学中的重要概念。本文自臧棣的诗歌创作与批评经历出发,讨论其以想象力为核心的“诗学系统”,分析他在“当代诗”的写作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中介性的语言品质,并通过无中心结构与无主题诗的协作、以诗论诗的写作方式、及物与不及物的调和,说明其艺术思想与风格的相互生成。总体上,一个不断开拓着写作道路的“诗学系统”和在写作中发展自身观念的实践品质,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生成共同构成了“个体诗学”的主要内涵。

庾信“性灵说”:中国个体诗学与“文的自觉”的成熟标志——兼议“性灵说”与中国诗学的主体间性

以庾信“性灵说”为代表的南北朝诗学理论与实践,标志着中国个体诗学和“文的自觉”的成熟;“性灵说”与现代美学中的主体间性有异曲同工之处;‘性灵说”所昭示的中国诗学的主体间性反映了中国本土美学固有的主体间性特征,它是中国传统美学与当代世界美学的接轨点。

论翟永明的“个体诗学”

通过对当代女诗人翟永明的诗歌分析,探讨其“个体诗学”的形成过程及其对诗坛的影响,并深入研究其后期试图超越自我的各种努力,以此揭示翟永明“个体诗学”的价值、启示和隐在的症结,为学界提供研究启发。

新时代“中国经验”书写与个体诗学建构--以2021年中篇小说创作为中心

本文以2021年文学期刊上发表的中篇小说为考察对象,主要从叙事诗学角度解读文本,认为中篇小说回应社会焦点问题的能力有所提升,文体边界和叙事逻辑的辨识度更加突显,同时,关于“中国经验”的理解和把握上更趋细化和深化,在对社会问题和生命个体的多向度透视中体现了中篇文体的生气和活力及其所蕴藏的可能性空间。

从群体到个体:“诗人”一词的传统涵义及诗学内蕴

"诗人"一词是中国古代诗学领域中一个重要的批评术语。它最初主要是指《诗三百》的创作者,具有群体性、典范性等特点,承载了中国古人自觉关心宗国兴衰、社稷存亡的道义精神,并反映出古人某些特定的诗学观念。在钟嵘《诗品》之后,"诗人"的身份指向性扩大到所有从事诗歌创作的人。这是对个体价值、情感的肯定和张扬,对作诗以"抒情"的认识和实践,是"诗人"一词在东汉中、后期及魏晋南北朝时期被赋予的新的文化精神和诗学涵义。

“向光而在”的个体诗学

在一篇关于王学芯的文字中，我曾指出他的写作已经初步建构了一种独特的诗学一一“光的诗学”。在他的作品中，经常会出现或者是点点闪烁、或者是灿烂明亮的丰沛的“光”，它们纷至沓来、源源不断地洞穿着我们黑暗与庸常的生存，照耀、澄明和提升着我们的精神与生命，我以为这就是王学芯的诗学，他的源于生命、区别于他人的相当独特的个体诗学。

个体的吟唱:唐宋诗中“诗/吟+个体指涉”诗语考论

中晚唐以降,“诗/吟+个体指涉”系列诗语萌兴,并在宋代大放异彩,充分表明了对于“诗”和“诗人”(“我”)身份与价值的自我确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个体诗学”。特别是其中的“身体指涉”方面,直接指向了具象的身体器官或部位,反映出唐宋时期身体审美观念的变迁。书写身体是杜甫以降新的诗歌特质,而具象化的身体书写,也在“诗/吟”的修饰下实现了诗意化的表达,获得了品格上的提升。以“诗”为名,对“我”和“诗人”身份的突显,是个体生命和存在价值的吟唱,同时表明了唐宋诗人对于私人世界和世俗精神的关注,反映了唐宋之际审美思维的内向化转变。

“无穷的远方”与诗学的归途——李修文散文论

1935年,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以一位“诗人批评家”的身份分享了他的书写经验,在他看来,散文写作尤为重要的是“散文的心”,其后才是“散文的体”。郁达夫所体会之“心”,存乎于“五四”运动所发明的“个人”,不过“个人终不能遗世而独立,不能餐露以养生,人与社会,原有连带的关系,人与人类,也有休戚的因依的……”此时距《沉沦》里那个去国怀乡的青年痛呼“祖国”已去十余年,而不久后作家在硝烟弥漫的大地上又开始了后半生的漂泊,更为深刻地嵌入民族的命运。对于“五四”一代作家,最为艰难的莫过于面对个体诗学的变革,那些彷徨或孤绝的身影,悲恸和呐喊的声音,自然并非单单来自语言的革命或技法的革新,更是在历史的变局中,每一个书写者主体的碰撞与重建。

“人的困境”:卡夫卡小说的疾病叙事

“疾病叙事”贯穿于弗朗茨·卡夫卡的每一部作品。卡夫卡善于将人物的身体感知置于小说叙事的首位,在他的笔下人物的身体呈现出变形、疾病、创伤、疯癫、死亡等疾病意象。文章尝试运用叙事学理论和文本阐释的方法,藉卡夫卡单篇作品人物的分析以及与不同作品之间的联系,探索其艺术世界、思考领域与现实生活三维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析理出它的阐释义和群体疾病叙事的隐喻义。卡夫卡的“疾病叙事”将个体的命运变迁的私人领域迁延至一个大时代群体病症的层面,从人的外在形态与内在精神之间的二维互动,卡夫卡的疾病叙事的起点和最终归宿即是“人的境况”。

女性诗歌批评话语的重建

在女性诗歌批评话语的建构过程中,诗歌标准和性别标准发生错位,导致了诸多争端和歧义。本文与当前的批评话语进行商榷,剖析其中的盲区和偏见,力求确立更为公允的批评标准。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女性诗歌衍生于当代先锋诗歌的框架之中,与由男诗人主导的各大诗潮协调发展。同时,它也是一代代中国女诗人长期努力的结果,并受到国际文学环境的影响。笔者运用互文阅读策略,重新解读贴在女性诗歌上的种种标签,认真探讨其形式和审美意义,审视女性诗歌话语的形成机制,阐释女性共同诗学和个体诗学的联动关系。

“私典”及其诗学转型意义:以苏轼诗歌为中心

与作为公共知识的"古典""今典"不同,典出于个人生活、自我旧作或与他人之交往的设词用事可称为"私典"。个人化的诗歌符号作为私典,使诗人对经验与感受的表达更为具体、独一。"用自己诗为故事"则是以自我的往日书写为私典,作品之间的互文关系成为诗歌意义生成的潜在语境。寄赠诗中的私典则只有特定对象能够领会,以私人化的意义约定构成独属于酬赠双方的交流语言。苏轼诗歌中的私典呼应了中唐至宋代的诗学转型,呈现出表达的私人化与诗歌艺术普遍感染力之间所具有的张力,带来诗歌文本形态、抒情功能等方面的改变,并在更深的层面上关涉到如何以契合近世诗歌写作形态的话语,对其艺术进行有效评价的问题,因而具有更为深远的诗歌史意义。

论《毛诗·大序》在诗歌理论方面的经典价值及其成因

《毛诗》的大、小序,是汉儒传承的周代诗教时代的经典文本。周代诗教是礼乐的实际应用,其声歌之学中原本包含义理的部分。汉代《诗经》礼乐功能失落,《诗》学缩小为以义理为宗的经学,但其解诗系统仍传自诗教时代。《毛诗》在这方面的价值最高。《大序》在诗歌理论方面的经典价值的成因,正在于其是对诗教时代诗学的传承,其理论文本是六义之学的浓缩,不仅对诗教时代的群体诗学的原则作了高度的概括,而且也奠定了后世个体诗学的基本理论。无论是在《诗经》学还是一般的诗歌理论方面,都具有后世所无法取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