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体赋权”迈向“集体赋权”与“个体赋能”:21世纪以来中国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路径反思

21世纪以来,个体赋权构成了中国劳工权益保护的主要路径。个体赋权建立在短缺经济和生存劳权的基础之上。随着中国商品市场从短缺到充裕、劳动市场由充裕到短缺的转型,劳工权益诉求也从"生存"转向"发展",个体赋权面临诸多局限,已经难以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劳工结构和权益诉求变化的需要。因此,本文提出,中国劳工权益保护应当进行路径转变,从保障基本生存权调整为保障发展权,使劳工共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这需要同时提高工人结社能力与结构能力。为此,本文在综合以往理论以及结合劳工保护现状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了劳工权益保护的"权-能"模型,并指出未来中国劳工权益保护的路径,应该从个体赋权迈向集体赋权与个体赋能。农民工的个体赋能应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此推动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个体化赋权:特大城市中新“土客”关系的调适路径

城镇化浪潮对中国基于户籍的属地化管理和公共资源配置带来了巨大挑战,也在大城市引发了本地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的新"土客"之争。本文认为土客矛盾的本质是一个利益协调和公共资源再配置的问题,以简单的"公民权"宣示无益于问题的真正解决。本研究基于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呈现"土客"双方民意诉求,探索化解特大城市土客矛盾的现实路径。文章区分了"土客"双方对市民权性质三种不同类型的理解,分析户籍人口对外来人口人群接纳的"极化"特征,提出在特大城市承载力相对不足的前提下,外来人口吸纳应采取不同人群"差异化接纳"和权益领域"差别化开放"的个体化赋权路径,以逐步实现社会权益的均等化。

参与式网络传播与个体赋权:基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网民的考察

立足赋权理论视角,通过针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网民个体的问卷调查,呈现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网民的个体赋权现状,阐述并检验了参与式网络传播行为对个体赋权的影响。研究表明:网民个体自我、人际和社会参与三层次的赋权程度呈逐层弱化分布,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网民个体自我层次的赋权程度有显著差异。互联网使用强度和网络内容生产意愿对网民自我、人际和社会参与三层次个体赋权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不同的互联网使用需求偏好、信息处理方式和网络内容生产偏好对网民个体三层次赋权程度的影响有所差异。参与式网络传播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网民个体的赋权状态,且社会个体赋权依然受制于社会结构性因素。

个体赋权在算法决策治理中的定位

厘清个体赋权路径在算法决策治理中的定位才能合理界定个人权利范围和效能。算法决策治理具有双重目标,即尊重人的主体性和解决算法决策的功能性问题。个体赋权存在个体能力不足、解释意义不足、个体权利绝对化等限制,不宜将其作为解决算法决策功能性问题的主要路径。个体赋权的定位主要在于尊重人的主体性,通过构建算法“正当程序”为使用算法提供正当性基础。个体赋权的内容应当体现为通过透明权利适度提高算法透明度,以便于个人了解自动化决策并提出观点和质疑。解决算法决策功能性问题的重心应当转向以“风险预防规则”和协同治理模式为核心的个人信息影响评估,形成全过程治理。

浅议企业赋能的内涵及实现路径

赋能包括对外赋能和对内赋能。对外赋能是指企业致力于扮演好产业链"中台"的角色,通过输出技术手段和标准化业务模块,为产业链上下游更多环节提供支持,为产业创造更大的价值。对内赋能,本质上是将集中于中高层手中的权力合理下放,赋予基层个体,为员工搭建发展平台,赋予能量激发潜能,以打造便捷型组织应对不确定风险。探讨企业对内对外赋能,提出从推动组织变革、管理变革、激活个体三个方面着手,并给出对策建议。

“人工智能+医疗”的风险研判及治理路径

“人工智能+”行动已经成为政府工作任务之一。“人工智能+医疗”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风险,包括内生和衍生的技术安全风险,人机双向价值对齐困难、不同伦理诉求难以平衡、医疗数字鸿沟以及医疗不公平的伦理风险,患者隐私和个人信息权益难以保障、医疗AI的侵权责任难以界定的法律风险等。探索基于患者赋权的“人工智能+医疗”的治理路径,需要形成前端赋权、中端监管与后端追责的治理机制,即前端赋予个体权利,建立健康医疗数据权利体系和医疗AI算法权利体系;中端强化医疗AI的运行监管体系,形成自我监管、专门监管、风险监管等多种监管模式;后端从医疗AI的法律客体地位、侵权责任规则和赔偿分担机制三个方面完善医疗AI的侵权追责体系。

《个人信息保护法》算法权利条款探析——欧盟经验与本土重塑

算法决策日益广泛的应用引发了对于算法决策不公与歧视的隐忧。《个人信息保护法》参考欧盟的 GDPR,为个人赋予“算法权利”以抵御算法侵害,但其具体意涵有待明晰。本文通过双重视角探索《个保法》算法权利条款的具体意涵:一方面利用围绕 GDPR 的学术成果进行解读,另一方面立足本土的立法和实践背景进行思考。本文将讨论的重心放在了算法权利的价值目的、法律性质和实现形式,提出算法权利的主要价值在于维护正当程序和人格尊严,而不是实现大规模的算法治理;算法权利更多应当作为平台的义务在平台内部实现,而不是通过司法救济;算法反对权条款是赋权而非禁令;算法权利是一系列程序性权利,其主张时机不限于事后,内容也可以扩展到申诉异议权和请求人工干预权。

算法社会下运动员健康信息保护的制度构建

算法社会下运动员面临过度商品化及其健康信息保护不平等、人体极限生物性特征暴露等问题。对3种个体赋权型保护路径的形成机理和治理效能进行反思,认为:运动员健康信息保护的隐私权、数据财产权、个人信息自决权路径均具有合理性,但算法危机弱化了个体赋权保护路径的实际效果;运动员健康信息保护应转向保护运动员数字人权的理念,结合技术批判与算法治理的视角,进一步构建运动员健康信息保护机制。面对算法社会,运动员健康信息保护应遵循基本原则,采取公法与私法并重的制度构建路径,通过公权力和算法权力联结形成监管合力实现运动员权利的共同体保障;通过强化算法控制者义务的履行实现其权责一致;通过结合运动员健康信息保护与算法治理理念实现技术规制。

增智设计——优势视角下的老年设计新形态

面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养老”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伴随着科技文化的迅速发展以及老年群体需求的多元化,老年设计的新形态应势而生。本文提出增智设计理念,从优势视角出发,看待老年群体,探索以设计“养”老的新途径。增智设计由“工具性思维”转向“场景性思维”,关注到“人—设计—社会”的关系,回归老年群体的日常生活中,通过“发现—引导—激发”的设计跃迁过程,为老年个体与社会双向赋能,帮助老年人对抗衰老,提高其参与社会的能力平等与共融,对老龄友好社会建设做出积极的探索和回应,突破老年设计局限,延展老年设计思路,真正做到老有所安、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参与式传播:讲好中国故事新路径——从“我为新疆代言”活动出发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组织策划的“我为新疆代言”大型网络公益活动是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自觉转换传播观念,以“自塑”打破“他塑”框架,在充分赋权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上,激发出自组织的强大集体智慧,是人民基于情感认同自发构建共同体的实践。活动背后折射出政府治理与民间话语的良性互动,是参与式传播理念在移动互联时代的有益尝试,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参考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