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财产损失的类型化讨论

在认定诈骗罪的财产损失时,有整体财产说、个别财产说、二分说三种不同主张。对于非经济交易类的诈骗案件,基于目的失败论,财产损失为被害人所交付的财产价值;对于行为人提供了部分对价的经济交易类诈骗案件,行为人给付的财产不是犯罪成本,财产损失应为被害人交付的财产价值与行为人给付的财产价值之差;对于行为人提供了相当对价的经济交易类诈骗案件,财产处分自由或交易诚信都不是诈骗罪所保护的法益,与被骗人交易动机或目的背离均不是刑法上的财产损失。实质的个别财产说不恰当地扩大了诈骗罪的保护法益,整体财产说更为合理。

诈骗罪中财产损害的实质性判断

从我国刑事立法的角度来看,诈骗罪是侵害个别财产的犯罪。实质的个别财产说以被害人财产处分目的实现与否作为个别财产损失的判断标准,具有实质的合理性。针对实质的个别财产说的批判难以成立。首先,处分自由也是财产法益保护的重要内容。其次,实质的个别财产说划定的处罚范围合理,并不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最后,实质的个别财产说遵循的仍是个别财产说的基本逻辑,未倒向整体财产理论的阵营。因此,应坚持以实质的个别财产说来判断财产损害。

财产犯罪中财产损失理论之流变

目前财产犯罪中的财产损失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学说继受的结果,对于财产损失理论缺少体系化的研究。古代财产犯罪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日渐精密,但是并不存在财产损失理论诞生的根基,因为财产损失理论是近代法益保护思想下的产物。近代的财产犯罪由于出现了背信罪这种针对整体财产的犯罪,财产损失理论开始萌芽。当代财产犯罪在财产损失理论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由最初的认为所有的财产犯罪都不以财产损失为要件的一元结构,转向在诈骗罪中要求财产损失的二元分化。财产犯罪中财产损失理论的流变表明,在财产损失理论的研究中要继续坚持法益保护的思考,还体现出了财产损失理论体系化的必要。

论诈骗罪“损失”要件的独立性——兼谈二维码案之定性

对于诈骗罪是针对被害人整体财产还是个别财产的犯罪,我国刑法理论界存在较大的分歧。文章认为实质的个别财产说更加适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损失"在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体系中不具有独立地位,应当被包含于处分行为要件中作为判断诈骗行为是否具有法益侵害性的实质标准之一。

论诈骗罪中的财产损失

在诈骗罪中财产损失的认定标准上,个别财产说存在理论上的缺陷。个别财产说和诈骗罪的保护法益相冲突,使得诈骗罪有保护交易的诚信意思或者社会经济秩序之嫌;该说和行为无价值具有亲近性,不当扩大了诈骗罪的处罚范围;该说难以认定诈骗数额。而且,该说将生活中的欺诈行为和刑法上的诈骗罪混为一谈,使得生活中大量的违背诚信的贸易行为都成为诈骗罪。整体财产说更符合诈骗罪的财产犯罪的特性。在行为人给付对方大致相当对价的财物时,不存在现实的财产损失。欺诈贸易的行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将诈骗罪中财产损失的认定标准还原为整体财产说,既符合理论的一贯性,也符合司法实际的要求。

法秩序统一原理下双方给付型诈骗中财产损失的认定

关于诈骗罪中的财产损失认定存在个别财产说与整体财产说之争,两种思路在认定双方给付型诈骗案件中结论不一,进而影响对民事欺诈和刑事诈骗的界分。法秩序统一原理要求,民法和刑法对于同一法律事实的评价和适用不应有矛盾,在财产损失认定上民法和刑法适用的法律效果不应有冲突。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在个案中首先应认定是否存在民法上的财产损失,其次依据不同观点认定是否存在刑法上的财产损失,最后选择与民法效果不冲突的刑法认定结论,从而实现民法和刑法对于财产损失认定的协调。

骗取不法原因给付物的刑法评价

不法原因给付行为的成立,必须以不法原因认识为前提。不法原因给付认识的内容,应与不法的内容相一致。不法原因财产处分行为会造成民法上无法保护的法律效果。财产损失是我国诈骗罪的不成文构成要件,采取单一的财产损失判断标准难以应对司法实践的需求。以不法原因给付人为视角,诈骗不法原因给付物的类型划分为不法原因给付的财物与不法原因给付的劳务(财产性利益)。根据不法原因给付物的不同,财产损失数额认定可分别进行:不法原因给付的财物的财产损失以个别财产说为准,不法原因给付劳务(财产性利益)的财产损失则以整体财产说为判断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