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印度穆斯林种姓及其“矛盾性”论析

种姓制度并非印度社会中印度教徒所特有的一种社会制度,穆斯林种姓亦是印度乃至南亚地区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由于它的形成与伊斯兰教平等主义信条相悖,"穆斯林种姓"便似乎成了一个具有"矛盾性"的命题,并遭到部分学者质疑。但种姓现象在印度穆斯林群体中出现并非偶然,它是印度次大陆的特殊产物,其形成有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现实背景。而种姓之于印度穆斯林的意义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本土化的生存策略,且与印度教徒的种姓制度具有本质上的差别,种姓现象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印度穆斯林宗教文化身份的改变或失却。

中世纪印度穆斯林种姓及其“矛盾性”

种姓制度通常与印度教徒和印度教文化联系在一起,最为显著的特征是极端的社会等级划分。然而印度中世纪(7—18世纪初),穆斯林在进入印度并逐渐建立统治的过程中,也悄然形成了具有等级意义的种姓现象。由于它的形成与伊斯兰教的平等主义信条相悖,“穆斯林种姓”似乎成了一个具有“矛盾性”的命题。

印度中世纪宗教文化的特点及启示

中世纪（公元8～18世纪），伊斯兰教进入印度并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印度宗教格局由此发生变化。印度教在面对外来强势宗教时做出的反应是抵抗与妥协并行。印度教此时的自身发展基本可与帕克蒂运动划等号。在帕克蒂运动和苏非派活动的共同影响下，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在经过长期的冲突与对立后，进入了相互渗透与融合的时期。中世纪印度宗教文化的特点有三。一是宗教冲突贯穿始终。二是冲突中存在妥协。三是独具印度特色的伊斯兰政体的形成。

德里苏丹国时期印度奴隶的地位及其身份演变

德里苏丹国时期印度奴隶因穆斯林政权的建立呈现出不同的特色。连年的战乱及伊斯兰教与印度本土宗教的冲突使奴隶的数量急剧增长,奴隶来源亦更加多元和广泛。这一时期印度奴隶的地位较历史上其他时期有所改善,奴隶的身份和地位呈现出朝向特权阶级的向上的“流动性”。伊斯兰教所宣扬的平等思想和苏非圣人们的说教为这种“流动”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以战争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为这种“流动”提供了实践的机会,初来乍到的穆斯林统治者在印度次大陆立足未稳的客观现实,以及对当地宗教、文化及自然环境所表现出来的“水土不服”为这种“流动”提供了实现的可能。在穆斯林政权建立之后,一部分精英奴隶由于表现出色,被主人解除了奴隶身份,在政治地位上显现出明显的优越性,他们跻身统治阶级,成为封建贵族,极个别奴隶还成功问鼎权力的顶端。一部分奴隶为满足穆斯林宫廷需要,变身为手工业者或艺人,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过这一时期绝大多数奴隶的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们虽然皈依了伊斯兰教,摆脱了印度社会的种姓压迫,实现了身份的转变,但依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依然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对象。

印穆冲突的早期形态及主要特征

早期的印穆冲突,既有基于现实利益之上的物质性冲突,也有基于宗教教义之上的非物质性冲突。宗教是印穆冲突的起因和载体,但却不是冲突的唯一目标,利益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北印度穆斯林政权建立之后,统治者出于政治目的,施行了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而极具包容性的印度教徒由于尚未形成明确的民族认同意识,并没有对入侵的穆斯林表现出明显排外的一面,因此中世纪印穆冲突的强度和烈度都在有限的范围内,甚至还出现了两种宗教和谐相处的局面。印穆冲突在极具破坏性的同时又呈现出建设性的一面,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在冲突中相互借鉴,不断交融,最终形成了次大陆更加多元的宗教文化新格局。

论加比尔的宗教哲学

加比尔承认上帝的存在又反对偶像崇拜,他在综合奥义书哲学和伊斯兰教哲学观点的基础上,创立了印度中世纪虔诚运动的“无性派”理论。他的理论在中世纪印度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为印度教的改革开辟了一条道路,也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和睦相处提供了理论基础,因而对促进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流起到积极作用。此外,加比尔的思想还直接影响到锡克教的形成和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度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并间接影响了印度历史的发展进程。

东方世界的盔甲武器10

本篇展示尼泊尔、斯里兰卡以及东南亚地区的马来正、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盔甲武器的历史与特色——科拉(kora) 刀,是一种具有尼泊尔民族特色的砍刀,可能源自中世纪印度早期的弯刀,在伊斯兰扩张到印度次大陆以前就已经存在,并在未被穆斯林侵略者占领的北部山区留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