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世纪教会对普通法信托制度的起源和形成所发挥的作用

在普通法信托起源问题上,虽然存有罗马法、日耳曼法、伊斯兰法等不同的域外源流学派,但这些学派之间也有共同之处,即各个学派均有学者沿着神学路径探讨这一问题。中世纪教会在普通法信托制度的起源及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确实存在的,教会既作为让渡式用益的受托人和受益人,又是域外信托制度或信托观念的守护者和传承者;从信托制度形成过程的角度看,教会还作为用益案件的例行审理机构,为受益人权利的实现提供持续的教会法上的法律保护;这种保护对于信托制度的形成而言极为关键,加之宗教审判权在中世纪欧洲社会所发挥的巨大威慑作用和持续影响力,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教会法院堪称信托制度的缔造者。

欧洲中世纪教会法的特征及其历史地位刍评

本文阐述了欧洲中世纪教会法的神权法本质,集中论述了教会法的两大特征,即相对完善的体系性和世俗的封建性,并对教会法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客观评价,从而使人们对宗教建立正确的认识。

英国中世纪教会法庭与国王法庭的权力关系

英国中世纪教会法庭与国王法庭的权力关系刘城１２—１３世纪的英国，在宗教法以及教会法庭司法审判权初步形成的同时，国王法庭的司法审判权也扩展到了全国各地，并逐渐发展起普通法。在此之后直至１６世纪宗教改革，宗教法与普通法这两种法律、教会法庭与国王法庭这两个...

试析中世纪英格兰教会对私生子权利的保护

中世纪英格兰盛行长子继承制,这一继承制度是形成于12世纪末、13世纪初的英格兰普通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给予家庭中的长子最优厚的权利,并使其他家庭成员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然而,这种不尽合理的继承制度并未给中世纪英格兰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原因之一是当时社会中存在着很多缓冲因素,这些缓冲因素能够在既有体制下尽可能多地为弱势家庭成员争取权利。教会就是一个重要的缓冲因素,本文即考察中世纪教会在保护私生子这一弱势家庭成员权利方面所起的作用。

20世纪以来英国中世纪教会史研究的延续与嬗变——以史料、方法及学人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以来,英国中世纪教会史研究在历史的延续中实现了自身的嬗变式发展。在这期间,受益于大批中世纪教会档案的整理出版以及资料使用便捷性地提升,学者们在日益丰富的史料中不断地发现和提出新问题,推动了中世纪教会史研究的整体性进步。20世纪下半叶,伴随着研究范式的转型,学者们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中世纪的教会进行了更为多元化的考察,在这一过程中平信徒与基层教会活动、相关物质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等新的研究议题开始在中世纪教会史研究领域登堂入室,极大地拓展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此外,作为推动该领域发展的不竭动力,以牛津、剑桥大学等为代表的研究阵地始终保持学术初心,在研究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默默坚守,通过学术的传帮带使该领域保持了蓬勃生机。

“出于确知”与中世纪法国习惯法编纂的历程

15世纪末的习惯法编纂运动是法国从中世纪走入近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的最终形式与“出于确知”核准在学理与实践中的发展关系紧密。“出于确知”核准最初由教皇政府采用,13世纪见于世俗领主函令,并于14世纪成为法国国王法令文书中时常采用的固定表述。虽然有部分法学家将这个表述形式化,使之与“以完满权力”等表述等同,但实践当中它的程序内涵大体得到沿袭和遵守,即以调查确立所核准对象的真实性,同时在核准函令中说明被核准对象的内容。市镇习惯法率先被纳入国王“确知”。而配合习惯法理论的发展及法兰西王国认知和掌控习惯法的需要,“出于确知”核准与地方三级会议结合,形成了法国独特的习惯法编纂路径。

中世纪晚期法庭情感标准的变迁——以“撒旦的诉讼”系列文本为中心的考察

“撒旦的诉讼”题材的若干文本被誉为中世纪程序法的“随身手册”。但其中蕴含的情感设定使这些文本也成了情感史研究的极佳素材。通过比较14世纪初“撒旦对人类的诉讼”以及14世纪晚期的“贝利亚的诉讼”,我们可以把握变动中的法庭情感标准以及教会法针对律师行为(尤其是情感表达)所作的规范。相比沿袭了俗语文学惯例、容忍法庭上愤怒的情感表达的法语改写本,“撒旦对人类的诉讼”的拉丁语原本呈现了平面的情感模式,将愤怒设定为魔鬼的标准情感。而在内容更为复杂的“贝利亚的诉讼”文本中,特拉莫的雅克设定了一个善于伪装和控制情感的魔鬼律师,以此警醒法官不要被律师的表象和谄媚所迷惑。进一步对比14世纪巴黎高等法院的情感规范,我们能够发现教会法对世俗高等法庭在情感观念上的影响。

中世纪法国律师职业伦理的建构

12世纪法学复兴促成了律师职业在西欧范围内的兴起,也奠定了西方律师职业伦理的传统。这一理论体系可以分为两条主线,即律师是"骑士兼教士"以及"法官的奴仆"。其中,律师是"骑士兼教士"的命题引申出了不得违背良心而辩护的原则,决定了律师职业的社会地位、社会责任和得体服装等。而律师是"法官的奴仆"的命题则揭示了司法审判活动中法官和律师的主从关系,律师是帮助法官发现真相的工具。因此,律师应当仅仅陈述真相,不得以烦冗的讼词干扰法官判断,且必须具备得体的行为和情感。1274年起,中世纪法学中的相关伦理讨论不断渗透法兰西王国立法,其影响甚至超越了旧制度并延续至今。

历史学需要分享与交流——伯明翰大学斯旺森教授访谈录

斯旺森(Robert Noble Swan-son,1947—),剑桥大学博士,英国中世纪晚期教会史专家,伯明翰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曾但任英国教会史学会秘书长,学会会刊《教会史研究》(Studiesin Church History)主编(1996—2004)。他笔耕不断,著作等身,毫不溢美地说,他是当代英国中世纪教会史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

国家教会的理论先驱：约翰·威克里夫论王权与教权

本文是对14 世纪英国学者约翰·威克里夫涉及王权与教权关系论述的概括分析,解释了作为威克里夫政教关系理论基础与核心的“治权”(dominium)概念,尝试在中世纪国家与教会权力之争的历史脉络中,阐述其关于“国家教会”的思考对于英国以及欧陆宗教改革的理论先驱意义。

第二十辑序言

本辑《基督教学术》可分为4个部分,总计25篇文章。第一部分有关圣经,有2篇文章。第一篇《'见'与'信':旧约与新约中的'先见'与'先知'》指出,基督教神学以往过分强调'听'的维度,这存在导致信仰主体失去现实性的危险,而'见'的维度在圣经中同样具有充分的依据,以此论证灵性经验彰显的意义和'观看者'的言说的地位。第二篇《<约翰福音>20:1-18中抹大拉的马利亚见证的解析》向我们表明,在早期基督教中存在着尊重女性为女先知的传统,这反映在《约翰福音》某些章节中,但在教会体制化过程中受到制衡和打压,展示了女性主义神学阅读圣经的视角。

戊戌百年祭——圣人精神的最后一次闪光

中国历史基本上是一部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所以,全部的中国历史,也基本上是成功者的历史。一部二十五史、或二十六史,即使再增加到二十七史,历史舞台上的英雄也绝对是由成功者来扮演的,而且更成问题的是,其中绝大多数还是由政治、军事方面的成功者来扮演。这个结论其实并不难证明,能在二十五史中立传的人,其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王朝的文武官员。这是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官场化社会的历程中,“当官”几乎是成功者唯一乃至绝对的标准,至于主宰全部历史的人物,那显然又更是非成功的帝王不可。所以.

“陷入不法境地”原则的流变与排除——以结果加重犯的归责路径为例

“陷入不法境地”作为一种结果归属原则,与责任主义、客观主义的立场相悖。其肇源于中世纪教会法之中,并经历了从“处于合法境地”到“陷入不法境地”的发展。古代教会法对于该原则的限制包括预见义务履行与否和主观罪责有无两条路径,而现代刑法中,相当因果关系说与客观归责理论则立足于主观与客观之间,在区分事实因果和规范归责上发挥了作用。然而,这一原则却并未彻底根除,结果加重犯便是其残留的例证。为了最大限度地排除偶然因素构罪的现象,应当保留实行行为的概念并有限吸收规范归责思想,综合考察死因的同一性、介入因素的预见可能性以及规范的保护目的进行危险实现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