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案、堂判与唐、五代中书门下体制下的政务运作

唐代三省制下,堂案当为宰相对军国大政发表议论的表状在政事堂的存档。开元十一年(723)中书门下体制建立以后,直至五代末期,堂案则是宰相和其他官员对军国大政和常务发表议论的表状在中书门下的存档。《唐国史补》称“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误。此“堂案”实为“堂判”。中书门下体制下,宰相以堂判判四方、百司之事。堂案内容改变和堂判文书产生,是中书门下作为军国大政的决策机构和常务主要裁决机构在公文运行方面的反映。

天下政本——从公文运行考察尚书省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下的地位

开元十一年(723年),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作为国家最高决策机构,中书门下体制初步确立。中书门下成立后,力图兼掌最高行政权,原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的地位和职能受到侵夺。至宪宗朝,中书门下最终取代尚书省成为国家常务的主要裁决机构。但是,尚书省保有奏抄的使用权,以及在制敕下行过程中的封驳权,依然被称为"会府",在名义上始终是官方承认的"天下政本"。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呈现出名实相分离的特色。

商量状的应用与唐代行政运行体制的转型

商量状作为奏状的一种,是唐代裁处政务的主要公文形式。唐代前期的行政运行体制是三省制,尚书省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通过商量状裁处律令格式规定范围外的国家政务,是商量状使用的主体。高宗、武后至玄宗时期,随着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过渡,宰相开始政务官化,参与国家日常事务的处理,逐渐使用商量状。肃宗朝以后,进入中书门下体制时期。宰相机构作为国家政务的主要承担者,成了商量状使用的主体。与此同时,中央各机构之间的职能趋于模糊,尚书省、寺监、御史台和使职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有政令权,也可以使用商量状。商量状应用主体的变化,是唐代行政运行体制转型在官文运行方面的反映。

论唐代后期御史台的政务官化

开元十一年(723),唐代行政体制由三省制转变为中书门下体制。安史之乱结束以后,中书门下体制逐渐发展。作为司法监察机构的御史台,日益插手国家行政事务,从参与中枢决策,到在政务运行过程中承担部分文书传递工作,行使行政勾检职能和行政监督职能。御史台还直接侵夺本属于尚书省六部诸曹的政令权和事务权。御史台的政务官化倾向,使其在唐代后期的国家政务运行过程中居于重要地位,对原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的地位和权力形成冲击。

关于北宋的“大敕系衔”

"大敕系衔"是北宋前期对于使相的一项优待。所谓"大敕系衔",就是朝廷颁布重大敕命时,使相可以与中书门下官员并排,列衔于敕牒末尾的制度。使相具备这一资格,缘于其所带的宰相身份,但事实上他们并不参预相关敕命的拟议与施行。大敕系衔制度渊源于唐代,至北宋元丰改制而最终废止,与中书门下体制相始终。唐宋时期,使相敕尾列衔的制度,也经历了一个由所有敕牒均可列衔到仅限于"大敕"的演变过程。

再論唐代的宣徽使

大曆(766—779)末年,唐設立宣徽院,由宦官任使,負責君王的娱樂活動,在內司中地位較低。此後,宣徽使的重要性逐漸上升,至唐末,成爲地位僅次於神策中尉和樞密使的參與中樞決策的內使。宣徽使與掌庶務內司的聯繫並不密切,並非內諸司的領導。唐代內諸司没有形成獨立的政令-事務體系。它們處於宰相機構中書門下的指揮下,協同運作。

《唐六典》“王言之制”选释

宋代的典章制度,承袭自唐代,随顺历史形势的演变因革损益而来。笔者关注宋代诏令制度,想要说明其基本架构与渊源流变,不得不追溯唐制。关于朝廷颁布政令使用的诏令文书,《唐六典》有所谓"王言之制有七"的系统记载,众多学者进行过详实、深入的讨论。笔者打算围绕《唐六典》的记载,参考前人研究成果,提要钩玄,间以己意,对唐代"王言"的文书体式及其反映的政务运行程序稍做梳理,既方便个人进一步追踪、研讨,也期待就正于方家,获得教益。

论唐后期的尚书省宰相

唐代前期,大批尚书省官员出任宰相,为中书门下体制确立后宰相机构取代尚书省兼掌最高行政权奠定了官制方面的基础。肃宗以来,这种任官方式得以延续,省官入相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特征,顺应了唐代后期行政运行体制的演进进程,配合了政治环境的发展。尚书省宰相需要履行省内相关职权,促进了尚书省在唐代后期中书门下体制下,作为中书门下领导下的事务执行机构,发挥积极作用,并在名义上保有"天下政本"之名。

略论唐宋三省制的流变

教师习惯以唐朝的三省制、宋朝的二府三司制来概述中国唐宋时期的宰相制度,并得出通过分化相权以不断加强皇权的结论。但实际上,三省制并非严格按照'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奉而行之'的原则一成不变地运作。相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理想化的程式,真正如此运作的仅限于唐朝前期,随后便成为一种形式上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