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还是私利:中产阶层业主抗争的实践样态与本质诉求

随着大规模城市改造和住房商品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业主抗争”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现象日益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从“冲突—阶层”视角来看,中产阶层业主抗争与以公共权益维护为旨向的“业主维权”具有本质上的诉求差异。通过对中产阶层社区业主抗争行动背后的主观意志和目标导向的检视,可以发现其隐藏在“反应性诉求”外衣下的“竞争性诉求”的内核,而“分利集团”才是抗争业主群体的本质属性。其抗争争取的是个人私利,而非业主的公共权益,甚至他们对“私利”的争取是以牺牲“公权”为代价的。对于中产阶层业主抗争实践的分析,有助于在对中产阶层的社会稳定功能寄予厚望的同时保持审慎的理性。

中产阶层家长教育焦虑是如何形成的?——基于8省市初中生家庭教育状况的调查

家长教育焦虑已经成为当前的普遍现象,中产阶层家长尤为甚。本文基于2022年在全国8省市开展的初中生家庭教育状况调查,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了中产阶层家长教育焦虑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中产阶层家长普遍存在教育焦虑,整体呈现“高焦虑情绪,低教育参与”的特点。学业和身心健康是家长最为焦虑的内容,学业监管是家长最主要的教育参与行为;(2)家长的教育成层认知正向影响其教育焦虑;(3)教育期望在家长的教育成层认知与教育焦虑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且直接效应远高于间接效应;(4)家长对教育竞争的感知在教育期望与教育焦虑之间起调节作用。可见,在中产阶层家长教育焦虑的形成机制中,家长的教育成层认知是逻辑起点,教育期望是直接原因,教育竞争感知是关键环节。要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应从降低社会分化、完善社会建设;建构低筛选、弱竞争的基础教育结构;弱化文凭的等级性和教育竞争性;引导家长建立合理的教育期望等方面进行系统性改革。

国家与社会让渡关系张力下的中国突生富裕阶层——中国中产阶级的另一种解读

中国国家与社会的让渡关系 近年来,中产阶级话语在中国流行开来,表面看这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社会利益调整、人群分化这个社会事实的自然反映,但将此调整、分化出来的人群冠以中产阶级的概念,就引入了中产阶级在西方的意义--特别是它的利益表达、权力表达、它对国家及社会的诉求.笔者对此表示存疑,并认为有必要警惕中产阶级话语将可能导致的话语逻辑强制.本文将从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特定关系出发,分析中产阶级的社会学内涵、中国中产阶级与西方中产阶级的各自不同构成.笔者认为所谓中国的中产阶级其实是指涉一个突生富裕阶层,它产生、存在并受制于中国国家与社会让渡关系的张力之下.

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阶层——从中国中产阶级研究谈起

中产阶级的研究一直是社会学界的热点,本文则根据统计资料从阶层规模、职业结构以及受教育程度分析了中国中产阶级研究与中国社会结构的不对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低产阶级的概念,并且从收入特征、职业特征、消费特征、闲暇生活、受教育程度以及社会心态等方面分析了低产阶级的社会特征,探讨了低产阶级所具有的社会稳定的基石、代表当下中国社会的主流消费等社会功能。最后提出低产阶级研究将深化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认识,并将成为中国社会结构研究本土化的一个新切入点。

关于N市中产阶层幼儿家庭教育投入的质性研究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N市8个中产阶层幼儿家长进行深度访谈,经过对数据的多重分析后形成以下结论:8个家庭的幼儿教育投入主要包括物质投入与非物质投入两大类别,每个类别之中又有多个细小类别;教育投入整体上呈现高投入与低期待、时间与精力投入成本较高及母亲投入度较高的特征;影响教育投入的因素涉及国家政策、社会发展、学校教育职能的履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长教育观念与家庭结构等。

社交媒体对中国中产阶级老年群体生态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路径——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持续增加的中国中产阶级老年人口数量为中国旅游业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社交媒体的使用已广泛融入到中国中产阶级老年旅游者的消费决策中。文章对26名中国中产阶级老年生态旅游者进行深度访谈,基于扎根理论抽象提炼出影响路径,构建出一套社交媒体对中国中产阶级老年群体生态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路径模型。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对中国中产阶级老年人生态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主要涉及五大要素。其中,社交媒体信息效用、社交媒体对消费心理影响和社交媒体平台支持有助于激发中国中产阶级老年群体生态旅游消费意愿的形成。在社交媒体的支持下,良好的生态旅游消费体验有助于中国中产阶级老年群体的自我价值实现,并满足其精神需求。而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精神需求的满足又进一步强化社交媒体影响下中国中产阶级老年群体生态旅游消费意愿的形成。

“中产阶层”的媒介话语接合实践——基于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的视角

“中产阶层”是21世纪以来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兴话语。基于2000年至2023年的国内(不包含港澳台)主要报纸文章,形成关于“中产阶层”的语料库。文章将21世纪以来的宏观社会变迁作为语境,对“中产阶层”的媒介话语进行讨论。分析发现,“中产阶层”的大众报纸文本存在“市场经济”“消费文化”“社会民生”和“中外比较”四种话语。21世纪初的“市场经济”话语使“中产阶层”逐渐褪去政治属性,转向经济话语;而后“消费文化”话语通过消费塑造“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配合市场经济建设;“社会民生”话语以教育、住房、养老等问题构建“中产阶层”的生活境况,推动社会改革;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外比较”话语将中国“中产阶层”与外国作对比,从经济绩效的角度重新赋予“中产阶层”话语社会政治内涵,在国际竞争加剧中凝聚中国社会身份共识和彰显发展效能。四种话语在时间上的动态分布是与同时期中国宏观社会现实接合的结果,体现话语的流动性与偶然性,并反映社会主导意志。

“双减”背景下城市中产阶层家庭子女教育策略研究——基于北京的个案考察

“双减”政策的出台引发教育培训行业大地震,也影响着城市中产阶层的家庭教育,文章以北京市中产阶层家庭为研究对象,对15个城市中产阶层家庭进行深度访谈,描绘了“双减”背景下城市中产阶层家庭的“顺势躺平”“边走边瞧”“以不变应万变”三类家庭子女教育策略选择。研究发现城市中产阶层家长仍存在家长教育思维固化,教改信心不足;家庭教育支持欠缺,教育培训服务需求旺盛;升学需求不变,教培机构线上化隐蔽化等问题。因此,需要学校、社会、国家与家庭同向同行、协同育人,实现教育减负目标。

中产阶级兴起背景下的交响曲:身份、参与、隐喻

交响曲诞生于古典时期,孕育于中产阶级崛起的背景下。与奏鸣曲、协奏曲、四重奏等体裁不同,它是在新兴的历史环境中,随着大众音乐活动的兴起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作品的体裁特征、音乐功能的变化等主观因素和音乐生活的多样化、听众群体的变化等客观条件都推动了当时交响曲的发展。与此同时,中产阶级的参与更是加速了作曲家身份的转变,促进了德奥交响曲的发展。本文希望通过节目单的研究帮助我们窥探维也纳音乐生活的一隅,进一步了解中产阶级兴起之初德奥作曲家的交响曲创作。

中产阶级文化想象的构建——论“电懋”国语时装片中的都市空间

20世纪“电懋”公司的国语时装片展现了多样的、现代化的都市空间:机舱/机场作为一种流动的现代空间,满足了观众对于现代职业和旅行的想象;夜总会/舞厅不仅是娱乐场所,还是女性想要获取主导权的“性别战场”;客厅则处于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是资本主义伦理的集散地;从文本内到文本外的影院则提供了一个女性可以参与其中的“公共领域”。这些“电懋”电影中展现的都市空间共同组成了当时中产阶级的生活版图,并构建了观众的中产阶级文化想象与身份认同。

中间阶层还是中产阶级?——对中国中间阶层的一些思考

中产阶级是指那些在社会资源的占有上处在社会结构中间层的群体,在西方即指人口数量最多的阶层。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收入方面的概念,还是一个政治概念,即代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阶层。中国至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转形,分化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但这个中间阶层不等于西方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它在中国产生的时间很短,数量有限,目前普遍采用的是框定在经济范畴的模糊名称“中等收入阶层”,与西方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不是一个概念。

“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概念辨析

本文简要分析了“中产阶级”概念产生歧义的原因，并指出“中产阶级”用语的不科学之处，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在当前中国，对“中产阶级”所指的社会群体还是使用“中间阶层”较为科学。

当今俄罗斯的阶层划分与新中产阶级

俄罗斯政治学家弗·阿·列佩欣在《社会科学与当代》杂志１９９８年第４期上发表文章，题目为《当今俄罗斯的阶层划分与新中产阶级》。作者对当今俄罗斯社会的社会结构和利益结构、后苏联社会阶层划分的标准以及新中产阶级的特征进行了分析。现将主要内容介绍如下。关于中...

我国大陆新的社会阶层与台湾地区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比较研究

新的社会阶层是我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萌发起来的新社会群体。与此相类似的,在我国台湾地区经济起飞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中,中产阶级作为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深刻影响了台湾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生态体系。本文拟把两者的政治参与情况做一初步的对比,试图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大陆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路径、渠道和方式方法提供一点启示。

中产阶层的成长对我国休闲体育发展的影响

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会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影响,对生活方式(包括休闲方式)的影响也颇深。中产阶层作为社会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层,它的一举一动对社会生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它对我国休闲体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1)中产阶层引领休闲体育时尚;(2)中产阶层缔造新的休闲体育方式;(3)中产阶层拉动我国休闲体育消费;(4)中产阶层构成的异质性加深休闲体育的多样化。

中国中产阶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述评

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伴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空间的重构,社会空间异质性增加。以中产阶层为主流大军的中产阶层化已成为一个全球化的社会空间现象。文章在地理学、规划学和社会学视角下,基于对1980年以来中国中产阶层空间分异相关研究成果的数据统计,将其划分为3个时期:1)1980―1989年,以西方社会阶层理论引入及国内社会阶层定性讨论的萌芽期;2)1990―2004年,为西方城市社会空间理论引进及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的探索期;3)2005年至今,为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实证研究及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的发展期。文章总结了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提出未来中国中产阶层空间分异研究的重点应集中于:转型期中产阶层研究的理论构建、全球化与中产阶层生活方式以及中产阶层聚居区研究等方面。

北京、广州、长沙三市中产阶层体育参与现状研究

运用问卷调查等方法,对北京、广州、长沙三城市中产阶层人群参与体育活动的现状进行抽样调查,获得了他们在体育动机、体育消费、参与程度、锻炼项目、场所、影响体育参与原因等方面的数据,并进一步比较分析,提出了促进我国中产阶层体育参与的对策与建议。

大城市中产阶层化与商娱场所的空间结构

自上个世纪70年代随着发达国家"后工业社会"转型以来,中产阶层化现象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城市问题与空间规划方向的重要研究方面之一,发展至今日,中产阶层化成为了一种全球化的社会与空间现象(Bell,1999)。娱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可以反映国家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是与每个人的生存质量息息相关的领域。因而有关文化休闲娱乐场所的微区位研究也逐渐引起了中外地理学界和社会学界有关学者的极大兴趣。从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角度探讨中产阶层生活方式及其消费(娱乐消费)与娱乐场所形成的中产阶层化现象等的社会空间结构。

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

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6年3月-5月进行的"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GSS2006)的数据,以收入、职业和教育作为三个基本维度,对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中产阶级规模以及中等收入者的规模进行了测算,并比较了"客观中产"和"认同中产"在社会态度一致性上的差异。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我国目前的中产阶级在全国占12.1%,在城市社会中占25.4%,但这个所谓中产阶级,目前并不是一个具有统一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的"阶级"。

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结构问题与发展对策

本文认为中产阶层不等于中等收入群体,应该从收入、职业和教育多个维度分析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与结构。本文分析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年、2010年、2013年的数据,发现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所占的比例已经较大,但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的比例仍然较小。中产阶层越来越集中于城市和东部地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社会结构差异越来越大,第一产业中的中产阶层发展也遇到了较大阻碍。本文认为,要壮大中产阶层,应该进一步增加居民收入,推动产业、职业结构调整,普及教育,推动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中产阶层的发展,扶持农民工依靠技能提升、自主经营进入中产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