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在股权结构对企业绩效影响中的中介传导效应研究

以2012年正式实施《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为研究背景,选取2012-2014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5882个样本,运用中介变量的实证研究方法,研究了内部控制在股权结构对企业绩效影响中的中介传导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均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均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显著正相关,内部控制在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均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传导效应。

内部控制、企业绩效与非效率投资的中介传导效应

文章分析了内部控制通过抑制非效率投资影响企业绩效的过程和机理,并以2007—2018年沪深A股11829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探究了非效率投资在其中扮演的中介角色。实证结果表明:内部控制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内部控制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具有显著的制约作用,并且非效率投资在内部控制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中介传导效应。

山东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门槛模型与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1-2020年山东省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探究山东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门槛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维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各异。其中,使用深度影响最大,覆盖广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小。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收敛鲁北和鲁中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而在鲁南地区反而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对胶东地区影响则不显著;从中介传导机制来看,政府支农力度的加大有助于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缩短城乡收入差距。最后,从三个方面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安徽省资源型城市“资源诅咒”传导效应研究

为陷入“资源诅咒”效应城市积极寻求转型发展新道路,科学有效发掘转型发展侧重点,加快提高转型发展效率,运用stata16.0对安徽省内15个地级市2008—2019年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采用固定、随机效应模型充分论证“资源诅咒”在安徽省内存在性,针对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中“资源诅咒”异质性差异化分析,以及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找出关键传导因素。结果表明:资源型城市逐步陷入“资源诅咒”陷阱,且衰退型资源型城市资源禀赋带来的经济制约较为明显,而制造业投入水平作为中介传导因素遭到挤出,从而制约了经济发展。

内部控制在股权结构中对企业绩效影响的中介传导效应——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12年正式实施《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为研究背景,选取2012—2014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5 882个样本,运用中介变量的实证研究方法,研究了内部控制在股权结构对企业绩效影响中的中介传导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均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2)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均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显著正相关;(3)内部控制在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均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传导效应。最后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建议。

管理自主权对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传导效应——基于深市2013～2015年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依据"股权结构——管理自主权——企业绩效"的分析框架,选取2013~2015年深市375个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中介变量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股权结构作用于管理自主权并最终影响企业绩效的传导路径。结果表明:股权结构与企业规模、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与研发强度显著负相关;管理自主权对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存在不完全的中介传导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省级市场化指数的研究

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市场化程度的作用关系及传导机制,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市场化指数对市场化程度进行测算,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方法,对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市场化指数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一是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市场化指数的提高,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旧成立;二是收入差距、创业活跃度与区域创新能力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市场化程度的正向关系具有中介传导作用;三是政府干预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市场化程度之间的正向关系存在非线性调节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了完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精准把控政府干预力度及方向,形成“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从而进一步提升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指数的具体措施方案。

从金融传导领域分析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引起实际经济变量的改变是通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现的。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包括金融传导领域和经济传导领域。其中金融传导是中央银行与金融中介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过程。文章着重通过对金融传导领域中的执行主体、传导中介、市场基础和调节杠杆进行分析,来研究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数字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生产和分配的视角,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利用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选择系统GMM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助力共同富裕,但这种助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在中部地区最强,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弱。且数字金融发展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存在双门槛特征而非简单的线性函数,当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低于第一门槛值时,对共同富裕的助力作用最为显著。中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和资金配置促进共同富裕。因此,应促进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使用技能均等化,规范数字金融风险的管理,推动科技创新和资金配置,使数字金融发展更好地服务共同富裕。

普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检验及区域差异性研究

为了更好的服务于新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以普惠金融为出发点,研究新疆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以新疆2013-2020年14个地州市为样本,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标体系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在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中介促进作用;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与拐点效应皆存在区域差异。最后提出针对不同区域所实施的政策要差异化,并从完善普惠金融发展机制、促进传统金融机构与普惠金融相结合、针对科技类企业创新普惠金融产品、加强对普惠金融的监管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现金股利政策能否促进企业创新?

现金股利政策不仅与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紧密相关,也会对包括企业创新在内的企业管理活动产生实质性影响。运用2003-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现金股利分配水平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产出的提高;管理者与股东之间代理冲突的减缓是现金股利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中介传导途径。从媒体关注度和融资约束的角度探讨它们是否会对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创新两者之间的关系产生异质化效应,结果显示:当媒体关注度越高,融资约束程度越低,现金股利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效应更为明显。分属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所实施的现金股利政策对不同专利类型的创新产出呈现差别化的偏好,而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实施会对现金股利政策的企业创新促进效应造成一定程度的扭曲。因此,建议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要素市场扭曲、创新强度与区域商贸流通业发展

提升创新强度是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要素禀赋的自由化配置为科技创新、价值链增值奠定了良好的运行环境。本文从要素市场视角出发,构建了以创新强度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对我国27个省份2009-2018年数据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得出,要素市场扭曲对区域商贸流通业发展存在显著且直接的抑制效应,且人均GDP、人力资本作为控制变量正向促进区域商贸流通业。创新强度作为中介变量起着显著的传导作用,加重了要素市场扭曲对区域商贸流通业发展的抑制效应,且R&D资本投入对创新强度存在促进作用,并正向作用于区域商贸流通业,基础设施对区域商贸流通业发展的作用并不显著。最后,基于要素市场扭曲显著的抑制效应提出强化要素资源配置、促进区域流通产业创新发展的相关建议。

高管激励、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以创业板高科技企业为例

本文以我国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引入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探索研究高管激励对于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实证研究发现,在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中,实施高管激励有助于推动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高管激励能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提高研发投入比例;技术创新对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存在部分中介传导效应。

工作团队研究模式的演进

从工作团队定义、分类入手,对已有工作团队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指出工作团队研究主要经历三种递进模式:IPO、IMO和IMOI,这三种研究模式的演进体现了团队研究复杂、动态、适应和循环的特征,并为未来的团队研究提出建议。

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与门槛效应研究——以长三角地区城市为例

本文以农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视角为切入点,利用长三角地区2013—2022年市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介传导机制与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为重要;农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乡村建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传导作用,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当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小于0.2812时,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较大;当数字乡村建设水平超过0.2812时,其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减弱。基于此,本文为政策制定者在数字中国战略与数字乡村发展背景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了更多可能的路径选择。

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文章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并且检验了居民消费、地区创业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中的中介传导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存在区域性与结构性差异;居民消费、地区创业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中发挥了中介传导作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认为,固定资本投入低和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实体经济的效应高。最后从继续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深化金融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协调发展等方面给出政策性建议。

管理层持股、内部控制与业绩预告修正

近年来,上市公司执行业绩预告政策越来越规范,但上市公司修正业绩预期进而发布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的现象时有发生,不仅有损企业形象,也给投资者带来损失。虽然部分原因是外部宏观环境变化导致的,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内部控制失效和公司治理不规范。因此本文以内部控制为研究视角,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业绩预告修正的次数越少;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内部控制质量越好;内部控制是管理层持股与业绩预告修正之间的中介变量,三者存在传导关系。

协调发展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

金融市场是西方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主要中介 ,这也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方式。但是 ,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滞后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不高 ,不能实现对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 ,造成了我国近几年来货币政策的低效率。因此 ,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

技术资源、知识协同与供应链企业合作创新绩效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提高创新绩效,提升产业竞争力已成为现代企业的迫切需求。技术教育资源是企业发展供应链管理系统的基础,知识协同是供应链的本质特征。本文从供应链企业的角度,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技术资源影响创新绩效的知识和信息的协调。

我国货币政策效果影响因素分析

货币政策效果受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机制、实体经济等多种因素影响。本文从货币政策传导环境、货币政策传导中介和货币政策传导受体三个方面分析了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因素,从这些因素的分析中,可以探知近几年我国货币政策实施中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