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中介声誉与资产证券化的定价研究

自2012年以来,资产证券化产品在我国的市场规模逐步扩大,在我国债券产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研究金融中介评级影响资产证券化定价的机制,可为进一步完善资产证券化定价模型提供实证支持。利用《证券公司分类监管规定》公布的金融中介评级数据,以2011~2019年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为样本,研究金融中介声誉对资产证券化价格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中介机构的声誉对我国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定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于低评级和高评级的金融中介而言,其对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定价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债券本身的信用评级也对发行定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中介声誉与IPO抑价--基于询价制度下的研究

中介声誉与IPO抑价之间的关系是IPO领域的研究重点,基于成熟资本市场的研究结果表明两者负相关,但基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研究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本文以询价制度新股定价为背景,研究了询价制度实施以后我国资本市场上中介声誉与IPO抑价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承销商声誉对IPO抑价没有显著影响;审计师声誉在总体上能够显著降低IPO抑价;联合声誉能够显著降低IPO抑价。

市场中介声誉与债券契约设计

随着债券市场刚性兑付被打破,债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显著提升。债券契约决定着债券发行成本及发行成功率,所以契约也是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利用2011~2016年上市公司债券数据,分析市场中介对于债券发行契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除违约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因素外,市场中介机构(承销商与审计师)声誉也会影响债券利差,即高声誉审计师与承销商的声誉验证功能有助于降低企业债券利差。进一步研究发现,拥有高声誉审计师或者承销商的债券,其债券期限较短、发行规模较大。利用内生转化模型进行检验发现,高声誉审计师与承销商对于发行规模与期限之间的作用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

投资者情绪、发行中介声誉对IPO融资超募的影响研究——以创业板公司为例

本文以深圳证券交易所2011年1月-2015年1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226家创业板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分别考察了投资者情绪与发行中介声誉对于IPO融资超募额的影响,为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提供建议。

市场中介声誉被定价了吗?——来自债券市场的证据

2016年以来的债券违约潮引发了投资者对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市场中介在自产定价中所起的声誉效应的关注。已有文献探讨了市场中介声誉与IPO抑价的关系,但关于市场中介声誉对债券信用利差影响的研究较少。本文使用2009—2019年的中国债券市场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市场中介声誉对债券信用利差所起的信息效应和担保效应是存在的,且担保效应的作用更大;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市场中介声誉的作用有所差异。声誉良好的证券公司既可以起到事前抑制企业盈余管理,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的作用,又可以在事后管控违约风险,但会计师事务所声誉只在抑制企业盈余管理方面作用明显。

金融中介机构声誉对IPO融资超募有抑制作用吗?

自中国创业板成立以来，新股高超募现象就一直备受关注。通过分析2009～2011年底在创业板上市的281支新股全样本，发现高声誉的承销商为了追求高的承销费增加了发行公司的超募程度，说明承销商的声誉无法约束其机会主义行为。而风险投资的持股和声誉对发行人的超募程度没有影响。不过，有风险投资参与的IPO对高声誉承销商的机会主义行为有抑制的作用。此外，审计师声誉和超募程度显著负相关，说明高声誉的审计师显著降低了发行公司的超募程度。

股权结构、中介机构声誉与IPO抑价率——基于PE支持的企业数据

针对我国证券市场异常突出的高IPO抑价率问题,本文以2009年至2015年在中小板上市的214个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支持企业的数据为样本,探讨了股权结构与中介机构声誉对IPO抑价率的影响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第一股东持股比例与抑价率呈现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主承销商声誉与抑价率显著负相关,而会计事务所声誉、律师事务所声誉、第一私募机构声誉及持股比例、董事会持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第二大股东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流通股持股比例与抑价率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中介机构声誉与IPO公司“业绩变脸”

着眼于中介机构声誉这一视角,运用2010-2012年在沪深A股上市的非金融企业样本,分析IPO公司上市后业绩下滑现象。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证券市场,IPO公司上市当年存在明显的"业绩变脸"现象;整体而言,承销商声誉机制效应并不显著。承销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较高的承销商,其承销的公司"业绩变脸"的可能性更大;选择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与支付较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IPO公司,"业绩变脸"的可能性更大。

中介机构声誉与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关系——来自A股市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中国A股市场2002年至2006年上市的312家IPO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中介机构(证券公司、会计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声誉与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的相关关系。结果发现:公司在IPO过程中存在盈余管理的情况,中介机构声誉与IPO公司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没有显著差异。

金融中介机构声誉与IPO后经营业绩关系实证分析——基于创业板市场公司的数据

文章以2009年至2011年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根据以往研究结论和相关的理论提出假设,检验我国创业板市场IPO后企业经营业绩与金融中介机构声誉的关系。结果表明,IPO后企业经营业绩与金融中介机构声誉无显著关系,最后为创业板市场的逐步完善和走向成熟提出了几点建议。

中介机构声誉与企业IPO后经营业绩关系实证研究

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发展,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越来越受到了市场的广泛关注。本文以相关上市公司为样本,提出假设,通过实证来进一步研究中介机构声誉与企业首次公开发行后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并据此提出几点建议。

上市公司IPO失败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2010～2012年A股申请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治关系、中介声誉机制和产权关系对上市失败的影响。研究发现,拟IPO企业拥有的政治关系越多,聘请的承销商声誉越高,越容易通过审核成功上市;而审计师声誉和产权性质对IPO机会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研究结论对IPO申请企业、中介机构、有关决策部门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电子商务法》中的信用评价:运行逻辑与实施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简称《电子商务法》)强调推进电子商务诚信体系建设,建立信用评价制度,支持第三方信用评价机构开展电子商务信用评价。《电子商务法》对信用的倡导既是作为商事活动核心的信用脉络的表征,也是诚信价值观融入立法的政策体现,然而其希望构建的信用评价制度却面临实施困境。一方面,所使用的信用概念含混,电子商务信用评价的具体指向不明,商业信誉与产品声誉相混淆,由不同平台各自主导的评价标准难以避免激励与约束效果的偏差;另一方面,所规定的第三方信用评价的功能定位模糊,由于市场目的和监管目的导向的信用评价制度建构的出发点与着眼点并不相同,缺乏配套制度约束的第三方信用评价存在利益冲突失控与功能异化的隐忧。电子商务信用评价制度完善需要在其两层级构造中同时展开。其一,统筹信用评价标准制定,着力通过信用标准建设与信息数据的统合构建顺畅的声誉信息生产和传递通道,保障市场化约束与激励的有效运行;其二,明晰第三方信用评价的差异化定位,强化监管目的导向信用评价的法律规制,约束市场目的导向信用评价的利益冲突,促进公共信用服务与市场信用服务之间的协调共进和差异配置;其三,有效确定评价权利行使的空间与限度,通过司法调试商誉保护与市场信息不对称规制的平衡。

中国证券发行人及其律师

基于对2006~2012年间中国1148家A股首发上市股票资料的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律师的声誉同发行人对律所的选择相关,并且形成了一定的关联机制。大体上说,拥有最多资源的中央国企因为形式上的考虑而会选择市场上具有较好声誉的律所,地方国企则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不太考虑律师的声誉,因此最多地选择了一般律所担任其发行人律师,体制外的外资与民营企业则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实质层面都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具有良好声誉的律所为其进行'声誉担保',也因此最多地选择了声誉最好的品牌律所为其担任发行人律师。当然,这种基于律师声誉所形成的证券发行人选择律师的机制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并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而处于变动之中。在理论层面,本文的研究呼应了英文学术界关于商业律师的'声誉中介'、'交易成本工程师'和'看门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