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曾纪泽与《中俄伊犁条约》

曾纪泽(1839——1890),字劼刚,湖南湘乡人,曾国藩长子。作为清政府的外交官员,他于光绪四年出使英、法等国,又于光绪六年二月兼任驻俄公使,前后历时八年(1878——1885)之久。他在兼任使俄大臣期间,为收回伊犁与俄国进行长达半年多的艰苦谈判,终于在光绪七年正月(1881年2月)改订新约(即《中俄伊犁条约》),代替了前任使俄大臣崇厚签订的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为祖国争回了大片国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出色的外交家。这是曾纪泽外交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也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一大成就。 同治十年(1871年).帝国主义代理人阿古柏在我国西北边疆发动叛乱,沙俄趁此时机以“代为收复”为名,悍然出兵占领我国新疆伊犁地区。1876——1878年间,以左宗棠为统帅的西征军迅速平定阿古柏匪帮的叛乱,收复了除伊犁地区以外的新疆全部领土。沙俄妄图利用阿古柏伪政权侵占伊犁的幻想破灭了,可是他们却拒绝交还伊犁地区。光绪四年(1878年)六月,吏部侍郎崇厚奉命使俄,与沙皇政府商议索回伊犁之事。崇厚乃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昏庸无能,胆小怕事,在沙俄的软硬威逼之下,不顾国家与民族利益,也不请示清政府,竟于次年10月2日,擅作主张同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根据此约。

曾纪泽与《中俄伊犁条约》

曾纪泽与《中俄伊犁条约》周长文１８６５年，中亚浩罕国军事头目阿古柏带兵侵入新疆，１８６７年建立所谓＂哲德沙尔国＂，明目张胆地肢解中国领土。阿古柏的这些活动，得到了英俄的支持。沙俄趁机于１８７１年强占了中国伊犁地区。沙俄强占伊犁后，曾虚伪地许下诺言：＂...

李鸿章与中俄伊犁交涉刍议

一八八○年曾纪泽出使俄国,改议“多失利权”的《里瓦几亚条约》(《崇约》),重新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此次改约,成功地索回了一些重要的界务、商务等方面的权益,这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外交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在此交涉过程中,除曾纪泽在俄都大智大勇的斗争、左宗棠扶榇出关鼎力支持外,身为文华殿大学生。

沙俄侵占伊犁和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

镇江市博物馆在近年发现了邵友濂的一部分手稿——"邵友濂使俄文稿和家书"。它从一个侧面揭露了沙俄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侵占我国伊犁地区的罪行和沙俄在外交谈判中的狰狞嘴脸。沙俄在继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通过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

中俄伊犁交涉过程中左宗棠的反投降、反侵略斗争

一八七一年一月,沙俄乘中国内部动乱、阿古柏匪帮侵占我国领土的时机,悍然出兵侵占我国的伊犁,声明俟中国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后,即将伊犁交还中国。一八七八年一月,中国西征军不仅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并且收复了略什噶尔、和阗,全歼阿古柏匪帮,戡定南疆,俄军仍旧占据伊犁,拒不交还中国。暴露了它侵吞伊犁的狼子野心,由此引起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俄伊犁交涉。在伊犁交涉的过程中,西征军统帅左宗棠坚持收复伊犁,驳斥李鸿章对俄妥协投降、出卖伊犁的谬论。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促使封建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更多的爱国分子,集结在爱国派首领左宗棠的抗俄旗帜下。

中俄司牙孜制辩正

司牙孜会谳制度,是清朝后期在中国西北边境地区中俄两国定期会审双方边民积案的一种特别制度。《新疆图志》载:“中俄官吏会谳积案,所称为司牙孜者是已。案:司牙孜之名译为清理积案之意”。“谳”者,议罪也。“会谳”即中俄共同审案议罚。俄方史籍称司牙孜为(直译为“国际代表会”,一般意译为“边境仲裁会议”或“民间边界会议”)。这是中俄两国边境地区哈萨克人之间定期举行的一种会议,会议按哈萨克习惯法来解决两属人民“相互间的要求和争端”。依上述中俄定义,司牙孜制度是一种中俄两国定期会办清理积案的边境仲裁会。1909年成书的《西疆交涉志要》第一次记载了历届会办司牙孜案,并对此作了初步研究;其后官修《新疆图志》稍加增补,将此列入了“交涉志”部分;1935年曾问吾又据《新疆图志》在《中国经营西域史》

言战、备战、避战:晚清中俄伊犁交涉中事关兵衅的论争与博弈

清政府议驳崇厚不奉谕令擅自签订的《中俄交收伊犁条约》,成为中俄双方言战、备战的导火索。在俄强清弱的情况下,清政府内部认为拒绝承认条约会与俄国引发战争,从而事先进行军事冲突的准备。中外舆论皆又散布俄国正在调兵遣将,派赴兵船欲图起衅。看似中俄双方的军事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实则无论清政府还是俄国内部,都有持强硬与持妥协立场的意见分歧。清政府选择再次派遣曾纪泽赴俄进行交涉,正是中俄双方企图避战的表现。揆诸中俄伊犁交涉的过程,埋伏的战争博弈始终是双方开展讨价还价的一个重要支点。因为双方决策层都具有避战的真实意图,这也是曾纪泽能够取得一定意义上谈判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故此,对中俄伊犁交涉欲战未战的言战、备战、避战线索的发覆,可以为审视这一段公案提供一个更为丰富的面相。

伊犁交涉中清朝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

1871年,沙俄趁我国西北边疆动乱之机,出兵占领我国新疆伊犁地区。此后,围绕交收伊犁问题,中俄两国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涉。在这一交涉过程中,清朝统治集团内部逐步分化为对俄抵抗和对俄妥协两大派别。抵抗派的主要人物是以左宗棠为首的一批具有爱国心的地方官吏和京师的“清流”;妥协派则以一贯奉行对外投降主义的李鸿章和朝廷中的奕訢、沈桂芬为代表。而高踞于清朝统治集团顶端的慈禧太后,从维护自身的统治权力和利益出发,

沙俄劫掠中国伊犁居民的罪行

十九世纪下半叶,沙皇俄国通过农奴制改革,逐步发展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沙皇政府成为反动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从沙皇专制制度里孽生出来的对外政策,比西欧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来得更加野蛮,更加疯狂,更加贪得无厌。在亚洲,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便成为他们扩张领土、强夺原料、劫掠人口、追求市场、争取世界霸权的重要目标。

评《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

一八七一年,沙皇俄国悍然出兵侵占我国伊犁后,又用武力胁迫清政府于一八八一年订立了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沙俄除了利用《中俄伊犁务约》,劫迁十万多中国伊犁居民,勒索九百万卢布赔款,攫取大量的政治经济特权外,还在一八八二至一八八四年间,又强迫清政府先后订立了五个界约,几乎全部更改了依据《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订立的一八六四年不平等条约边界线,将我国西北地区领土,“一块一块地割去”,“把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沙皇俄国的版图。”

沙俄出兵侵占我国伊犁的原因——驳新沙皇的“防止”论

1871年,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沙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更疯狂地向外侵略扩张,加紧对中国的掠夺,悍然出兵侵占我国伊犁地区,逼迫清政府在1881年订立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强割我国七万多平方公里领土,武力劫走十万多我国伊犁居民,勒索“赔款”九百万卢布,攫取了大量的政治、经济特权。沙俄充当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我国边疆的罪魁祸首,对我国、特别是我国新疆带来极其恶劣的后果。沙俄为什么出兵侵占我国伊犁?当年,老沙皇为了掩盖它的侵略面目,编造了种种谎言。如今,新沙皇出于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不择手段,歪曲事实,窜改历史,连篇累牍地炮制了大量谬论,明目张胆地为老沙皇辩护。胡说沙俄出兵侵占我国伊犁,是“为了防止阿古柏夺取塔兰奇汗国,不让英国势力扩张到俄属中亚领土。”事实不容歪曲,历史岂容颠倒!只要我们回顾一下老沙皇侵占我国伊犁地区的历史,新沙皇“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险恶用心,便昭然若揭了。

中俄伊犁交涉研究概述

1872年5月至1884年6月中国就收复被沙皇俄国强占的伊犁地区与俄方进行了长达10余年的激烈谈判交涉,最终缔结了中俄伊犁《改订条约》(又称《中俄伊犁条约》或《圣彼得堡条约》)及其五个边界子约,同时还签订了《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史称这一过程为中俄伊犁交涉,并在中外史学界形成了中俄伊犁交涉专题研究。本文拟对此项研究的历史及现状做一概述。

略论1881—1914年间新俄贸易关系的扩大

1881—1914年间新俄贸易关系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通商权益的扩大;(2)商业贸易网的形成;(3)进出口贸易的增长;(4)商品结构的变化。近年来,国内出版的几本沙俄侵华史专著,大多侧重于论述沙俄对中国的政治侵略和领土掠夺,但对沙俄的经济侵略和贸易掠夺却很少涉及,尤其对新俄贸易关系的专题性论述更为薄弱。因此,本文将利用现有文献和档案资料,试就这一时期新俄贸易关系扩大的趋势作一探讨。

沙俄驻新疆各领事馆的建立年代

对于沙俄驻新疆各领事馆的建立年代,在一些专著和论文中,或则限于体例,或则限于史料,往往交代得不够明确,比较普遍的情况是以条约签订的年代作为建馆设领的年代,其它如阙而不书或弄错了年代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今从史籍和档案资料中检出若干史料,具体探讨一下各领事馆的实际建立年代,对于中俄关系史的研究,也许并非无益。一伊犁领事馆和塔城领事馆沙俄在我伊犁和塔城的非正式贸易由来已久。1847年沙俄向清政府正式谋求在伊犁、塔城与喀什噶尔(今喀什)三处通商,遭到清政府的拒绝。1850年沙俄旧事重提。

嘉峪关税卡

嘉峪关是明代万里长城西端最为壮观的一座古代军事城堡,是明朝及其后期各代,长城沿线重要的军事要塞,素有＂河西第一隘口＂之称。清光绪7年（公元1881年）4月,曾纪泽与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谈判结束,废止《里瓦吉亚条约》,改订新约《中俄伊犁条约》。

试论曾纪泽的中俄陆路通商交涉

中俄伊犁谈判是曾纪泽外交生涯中的显赫一笔,对于曾纪泽的交涉和部分权利的挽回,学界中人大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但近几年,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曾纪泽在"重界轻商"思想下对俄国陆路通商特权的让步给近代中国西、北边疆造成了很大损害。然而,从当时的情况出发,要求曾纪泽在伊犁交涉中"商界并重"看似对中国主权有利,实则难以达到。清政府在中俄陆路通商交涉中的节节失利,事实上是晚清政府边疆危机在经济上的表现,不能因此而苛责曾纪泽的修约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