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级学科视域下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的建设

作为一级学科,中共党史党建学要有源自并属于本学科的理论,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是必设的二级学科。搭建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自主的整体性框架,主要包括基本结构层面和功能运行层面。前者针对的是内部组成要素,涉及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后者则针对研究过程中的边界与操作,从学理上将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研究同史学理论研究、政治学理论研究等相邻学科理论区分开来。作为独立的学科,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既不要理论依附、理论移植,也不要理论泛化,而是基于理论与实践通过有机联动、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等手段而最终定型。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不仅能够促进学科建设,更有利于服务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

毛泽东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逻辑理路与方法论启示——以《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为中心的考察

毛泽东一向高度重视研究中共党史,做出了许多精辟论述和深刻论断,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他1942年中央学习组的讲话《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该文针对党的路线政策问题及其存在的思想分歧,着眼于统一全党思想认识,回顾分析了党的历史,重点指出党史研究的重要性,阐明了党史研究的目的、对象、基本思路、根本方法、立足点等重要问题。这篇论作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中共党史学史上具有突出地位,这对于新时代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和批判党史领域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近十年中共党史专业博士论文选题现状与发展前景(2013—2022)

近十年国内中共党史专业博士论文成果丰硕。通过对2013—2022年全国八个中共党史博士点344篇中共党史专业博士论文的选题类型进行分析,发现近年来国内党史学界潜心研究,党史博士论文研究范围宽广、主题丰富、热点鲜明,各学位点充分考虑自身学科专长和优势,培养出各具特色的党史学术人才。在取得优异成绩的同时,党史学科发展也面临着问题意识有待加强、论文标题冗长重复、史学色彩淡化、重大成果和特色成果缺失等现实问题。党史研究要以历史研究为基础,以政治史为中心,强化问题意识,以文论、文据、文采为抓手产出优秀研究成果,更好推动中共党史学科健康发展。

中共在1922年汉阳铁厂罢工中的斗争策略与经验启示

汉阳铁厂是近代中国最大的钢铁厂,在武汉工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关注对象。早在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在汉阳铁厂开展调查研究,宣传引导工人觉醒并主动参与罢工斗争。1922年,汉阳铁厂工人在中共领导下罢工,此次罢工充分展现了中共灵活的斗争策略。中共抓住汉阳铁厂的生产命脉,动员关键部门工人罢工;及时处理工贼问题,团结动员工友;根据当局的“保护劳工”政策,宣传罢工斗争的合法性;借助工会组织,获得支持援助。这些举措呈现出汉阳铁厂罢工的动态过程。汉阳铁厂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城市开展工人运动的有益尝试,为后续工运事业的发展带来了策略借鉴和经验启示。

为新中国出版事业奠基: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研究

在三大战役即将胜利之际,中共中央决定尽快把新解放区的出版事业统一起来,把编印马恩列斯文献及中央重要文献之权统一于中央,同时“没收国民党反动派的出版机关”,领导和组织民营书店,整顿翻印、假冒及黄色书刊泛滥的出版市场,并于1949年2月成立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12月初该出版委员会正式转型为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下设的出版局。出版委员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机关,汇聚了中共领导下的在城市和乡村工作的两支队伍,出版了“干部必读”丛书、“政策丛书”、“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以及不少新版的教科书,整顿了全国的出版发行市场,培养了大批新干部,初步构建了新的出版发行体系,为中共宣传思想、传播知识、凝聚民心、巩固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新中国的出版发行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共党史文献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探析

中共党史文献作为展现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积极推进中共党史文献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有助于丰富思政课教学内容、帮助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推进落实新时代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教学中,不仅要科学甄选兼具权威性、政治性和典型性的文献资料进入课堂,而且要深刻阐释文献中的中国共产党精神,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理想信念。在推进过程中要坚持以教师为主体、以学生为中心,勇于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努力探索党史文献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有效路径,充分发挥党史文献在增强高校思政课实效性中的积极作用。

政党适应与精英培养:海外学界中共党校研究的省思与去蔽

在海外学界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基于西方主流政党理论的预设曾一度影响制约着海外学者对于中国政党研究的认知。而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成功实践日益得到世界范围内的认同,海外中国问题研究界也在一定程度上显露出对以往研究定式的反思,更加客观、理性地考察评价作为中国政治社会结构核心要素的中国共产党,相应的,作为西方话语体系里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党适应与精英培养的中共党校系统开始进入学界视野。海外学者们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党校系统的梳理考察,基于历史、结构与效能三重视野对该研究主体进行了解剖,提出了颇有见解的深刻分析,而借助这些分析以及对于这些分析中所存在的局限性的思考,反过来也将推动中国学界更加自觉地在开放和自信的心态下坚持用中国立场、中国视野、中国思维来诠释与解决中国本土问题。

新时代加强大学生中共党史教育“时度效”的要求、问题与路径

“时度效”是检验中共党史教育成效的重要指标。新时代加强大学生中共党史教育“时度效”需要遵循坚持党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思想性与科学性相融合、精准性与有效性相结合等基本要求。从“时度效”视角透视新时代部分大学生中共党史教育问题,主要体现在“时”的掌握不准、“度”的把握不足、“效”的实现不佳三个方面,亟需以“育以因时”为基本点、以“育以适度”为关节点、以“育以有效”为落脚点,着力从更新教育理念内容、创新教育方式方法、提升党史育人质量三个层面协同推进、共同发力,以助力于新时代大学生中共党史教育提质增效。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方法若干问题——以邓子恢研究为例

人物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深化党史人物研究,其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很有必要。本文依据笔者邓子恢研究的经历和体会,就有关党史人物研究对象的选择与投入、党史人物研究的学术史评估与史料收集、党史人物历史地位评估及研究重点等问题做一解析,希冀推动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入发展。

党代会与中共党史记忆之场的建构——以中共七大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党代会是记忆党的历史的重要契机,也是存储党的历史记忆的核心机制。中共七大得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关键在于能通过系统记忆中共党史来建构党的政治认同和擘画抗战建国议题。整体考量中共七大记忆实践,借助系统回答“谁来记忆”“为何记忆”“怎么记忆”“记忆什么”“记忆何用”等基本问题,中共成功将党代会建构成为最具组织权威性的党史“记忆之场”。如此场域创设与记忆实践,既因应党的记忆政治的根本诉求,也揭示出党的政治文化“新传统”创制的基本轨迹与规律,彰显出藉由权力话语建构而成的中共党史记忆形塑20世纪中国政党政治的可能及价值。

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旧址

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旧址位于天津市和平区独山路大吉里31号。1928年冬,大革命失败的阴影仍笼罩津城。北方党内由于受到“左”、右倾错误干扰,一些党组织遭到破坏,革命工作出现曲折。12月11日,党中央派周恩来来津,贯彻中共六大精神和党中央关于解决顺直问题的决议,整顿顺直党组织。经周密准备,12月底,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在法租界大吉里31号召开。会上,周恩来作了题为《当前形势和北方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阐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主要任务,实事求是地分析了顺直党内矛盾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指出必须加强党的教育工作,提高党员思想政治觉悟,在斗争中吸收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人党,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增强党的战斗力。

中共党史学民族复兴话语体系的基本维度和建设原则

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是中共党史研究者使用特定语言符号(概念、范畴、表述等),并按照一定的内在逻辑和言说方式来表达和建构某种观念信息的体系性话语、体系化表达。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关于中共党史的论述中明确揭示民族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实践的主题,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民族复兴导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围绕民族复兴的历史主题,建设中共党史学的民族复兴话语体系,是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建设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目前学界对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已经作出基本阐释,明确了建设原则、重点等基础性问题,指出了创新话语体系的一些具体路径,特别是已有研究者对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的建设问题进行了阐述。a本文拟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尝试对建设中共党史学的民族复兴话语体系的内在维度进行探讨,探求民族复兴话语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

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晋办发【2023】19号)

各市委、市人民政府,省委各部委,省直各委、办、厅、局,各人民团体: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精神,推动全省财会监督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财会监督职能作用,结合我省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中共闽东地区革命与民团组织研究(1927—1935)

福建民团组织及团防体系是地方军事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革命从城市转向农村,中共中央从阶级理论出发,对民团组织采取分化瓦解策略。但受制于具体革命情势,闽东地方党组织与民团武装的互动却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历史面相。1932年底,福鼎地下党借助十九路军筹建省保卫团干部训练所之机,派遣人员顺势进入民团体系,后虽遭告密,撤出民团,却推进了福鼎革命发展。1933年5月,宁德党组织采取里应外合方式,突袭霍童等民团武装,缴获枪支武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游击队伍。但霍童民团并未被完全消灭,且与海军陆战队联手抓捕宁德团委书记颜阿兰并将其杀害,此后宁德游击队与霍童民团呈现拉锯状态。个案研究呈现出闽东党组织与民团武装或从打入到分开或从里应外合到紧张拉锯的复杂面相,既与民团等武装强弱有关,同时与党的建设状况、武装力量大小等因素密不可分,这对于认知和理解中共乡村革命的丰富叙事及基层统一战线的复杂生成颇有启迪。

社会动员与抗战救亡——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公演活动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国民政府的内迁,重庆成为陪都,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1939年1月16日,以周恩来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南方局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积极开展文化工作、群众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等,其中,也包括利用公演这一为社会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抗战工作。由于国民党的限制,南方局只能开展秘密工作,通过“第三厅”、“文工会”、“文协”及“中艺”等机构开展公演活动。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公演活动类型多样,以话剧、电影、音乐等形式为主,在社会动员、抗战救亡及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北抗日游击区中共武装力量“军报姓党”出版实践

中共东北党组织在抗日游击区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分为反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3个时期,分别办有代表性军队报。《红军消息》等6种中共武装力量所办军队报是东北党组织领导广大军民在白山黑水间进行文化抗战的重要载体,作为代表性出版物印证了党性原则和“军报姓党”在东北抗日游击区中的践行历程,是党和人民军队出版史上隐秘而光辉的篇章。

共产国际、中共与北伐战争期间的蒋唐之争

北伐战争爆发后,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势力急遽崛起,蒋介石的军事领导地位发生动摇。共产国际与联共(布)中央希望维持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的首领地位,中共中央虽赞成“扶蒋”政策,但反对“抑唐”,有意在北伐军内部寻求蒋唐“均势”。江西作战结束后,蒋介石日益右倾,唐生智的战略地位降低,苏联顾问仍只将唐生智作为迫使蒋介石左转的外部压力使用。由于中共中央对唐生智的好感加深,要求苏联顾问改变对唐生智的消极态度,破除军事上“以蒋为中心”的局面。随着蒋唐交恶与赣汉冲突加剧,鲍罗廷作出抬唐代蒋的新决策,引发其他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反对。共产国际、中共对蒋唐之争的策略因应与分歧,折射出南方革命阵营内部新旧各势力关系变更的复杂面相。

中共中央机关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研究述评与展望

关于中共中央机关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的研究历来为国内学界所重视。近十年来,随着问题意识的不断增强、研究范式的不断更新,学者们围绕“为何宣传”“宣传什么”“如何宣传”“宣传得怎么样”等问题,对中共中央机关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的缘起、内容、方式、影响展开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先行研究仍存在内容同质化、史料固化、方法单一化等问题。因此,未来研究需要注重广度拓展与深度突破的同构,具体分析同系统阐释的统一,据理释疑和据史解惑的互补,范式一元向范式多元的转化。

中共地下党对组织破坏信息的传递与分析(1927—1935)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地下党在传递与分析组织被破坏信息的各个阶段,都会根据组织要求对其进行不同处理,通过迹象判断、内线渠道与新闻报道等不同渠道,从外界获取零碎的破坏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破坏信息会逐渐从通知、警号被转化为更正式规范的组织文书形式,并通过交通、邮寄与电报等方式在各级党组织之间进行传递。最后,零散多样的破坏信息被分析整理为秘密工作的经验教训,成为组织建设经验的一部分在党内扩散。尽管庞大的组织体系在破坏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但全党参与及组织权变的运作特点,使得中共在组织被破坏的情况下仍能继续传递与分析破坏信息,从而折射出中共应对危机的组织理念和运作方式。

革命“苦履”:中共军队的草鞋历史与记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草鞋是中共官兵行军作战的穿着特色。红军开始长征后,穿草鞋的传统跟随部队移动,从中国南方传播至北方,并影响着地方社会风气的变革。战争年代,打草鞋是每个战士必备的军旅技能,草鞋劳军亦将妇女群体纳入战争体系,成为群众运动的重要内容。而草鞋所蕴含的艰苦朴素、军民鱼水情等意义特征,则使其在中共革命文化的塑造下,逐渐被赋予崇高的象征精神与内涵,同时承载起中共官兵对于近代战争的共同记忆和情愫。在中共革命文化的承续过程中,关于草鞋的历史与记忆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