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曹吴军阀的态度与斗争策略——以1923年“北京政变”为中心

第一次直奉大战后,中国共产党经过推动孙中山与吴佩孚联合等事件,认识到吴佩孚并不可靠,绝不会与曹锟分裂,于是将其与曹锟共同列为斗争对象。1923年6月13日,曹锟发动北京政变。与此同时,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确立与国民党合作的方案,适时提出国民革命运动,倡导与曹吴军阀争夺政权。中共三大结束后,议决多项重要问题的中国共产党,迅速参与到这场全国关注的政变事件中。中国共产党明确将曹锟与吴佩孚共同列为斗争对象。中国共产党态度的转变,同破除孙曹联合谣言等事件密切相关,其目的在于巩固国民革命运动的合作基础,清除曹吴军阀所依仗的帝国主义在华势力。

中共三大前后的毛泽东

1923年召开的中共三大,确定了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梳理毛泽东在中共三大前后的活动轨迹和思想认识的变化,会发现他与中共三大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参与了“三大”会议筹备工作;因出色的工作成绩、对待国共合作问题上的积极态度以及得到陈独秀、马林的“赏识”等,首次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层;负责起草党史上第一部《农民问题决议案》,阐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会后积极贯彻中共三大精神。

中共三大前后毛泽东瞿秋白对党内外错误思想的斗争

毛泽东和瞿秋白两位领导人对中共三大的召开和国共第一次合作都做了巨大的贡献。在二人对农民问题的研究、起草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历程以及其对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促进性意义等方面著述颇丰，下文试从中共三大前后二人对党内外一系列错误思想的斗争和对正确意见的支持、坚持上探索二人在这个特定的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功绩。

中共三大前后的自主决策努力——兼辩“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中共早期决策受到共产国际掣肘,并不等于中共领导人不具备独立自主意识。中共三大前后,围绕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独立自主的意见和设想,间接对共产国际指示产生了一定影响,有利于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权益。中共早期的自主决策努力,为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是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一部分,不应被历史遗忘。

中共三大前后国共合作难题的化解

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前后，在国共合作的道路上，两党一度产生两不相让的意见分歧，合作事业险遭破产。孙中山平定陈炯明叛变回到广州重建革命政权后，随着广东战局的重大变化，改变了工作部署，把精力主要致力于广东战事，放缓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步伐.

唤醒群众:中共三大召开前后宣传教育特点探微

中共三大召开前后党的宣传教育以“唤醒”群众为主要目的。这一时期的宣传教育回应了革命形势的要求,开展国民运动的任务要求我们必须进行宣传教育,“群众党”的目标则决定了宣传教育的“唤醒”形式。这一时期的宣传教育符合了革命实际,借助创办出版物、学校和特定事件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宣传教育具体方式。这一时期的宣传教育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吸引了社会各阶层团结到党的周围,推动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和中国共产党的事业的长远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共三大与海陆丰农民运动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台一系列有关农民问题的决议案,标志着我们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受此影响,广东省海陆丰地区的农民运动率先贯彻执行中共三大有关农民问题的指示,在彭湃等人的带领之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我们党后续农民运动的发展积攒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更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近三十年来中共三大研究述评

中共三大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改变了中国革命的格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近三十年来,对中共三大的研究仍是中共会议问题研究的热点,产生了一系列新成果。内容包含中共三大的会址、主题、评价、人物、与共产国际关系等方面,促使中共三大研究向多方面、多层次、多维度方向发展。在新时代,对中共三大的研究应该放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中共历次会议的大视野下,坚持大历史观,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历史启示。

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确立——纪念中共三大召开100周年

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确立是中共三大的主题。三大的召开经历了“二大——西湖会议——三大”的曲折过程,支持和反对合作的斗争激烈。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确立的三个相关方,代表人物是马林、陈独秀和孙中山,他们都有重大功绩和严重缺失。马林把列宁民族解放的新思想带进中国,组织召开了一大和三大、确立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是马林对中共的重大贡献;孙中山是国共合作的理想领袖;马林高估国民党而低估共产党,且不争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影响并导致陈独秀犯了右的错误,给大革命失败种下祸根。中共三大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从书斋学问迈向中国革命实际的“一个伟大的转变”,统一战线不仅是这一转变的标志,而且从此贯串中共百年乃至长远的未来,新时代彰显了它的意义和价值。

中共三大:在开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先河中把握历史主动

历史上,中共三大通过开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先河,把握了历史主动。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寄予的厚望与作为革命中心的广州为中共三大开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先河提供了历史舞台,是中共三大召开的历史背景。中共三大前后党的主动作为,从实践上开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先河。中共三大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思想升华,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从理论上开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先河。

中共三大与建党初期党的革命话语建构

从中共一大到中共三大,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概念经历了从“社会革命”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国民革命”的转换。与之相配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实践方式也经历了从“完全独立”到“联合战线”再到“党内合作”的转变。中共三大确定“国民革命”为党的中心工作,并通过“党内合作”的方式和中国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建构了“一套具有说服力的革命话语”。这不仅凝聚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任务和革命动力的深入思考,而且反映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为组织和动员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工农群众参与国民革命提供了重要话语支撑。

中共三大前后陈独秀的革命思想演变——重读《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是陈独秀写于中共三大前后的两篇重要理论著作,文章对中共三大召开前后中共的政策主张,尤其是与国民党合作的立场态度作了明确指引,这是陈独秀革命思想的最新发展。他的联合战线思想、国民革命领导权思想,以及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理论等都有时代的特征和发展的视野。然而,随着国共合作的分歧凸显和大革命的失败,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政策受到极大的质疑。以今观古,与陈独秀异见者对其思想实践进行了批评,视之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然揆诸中共三大前后国共合作的发展和国民革命的走向,陈独秀之思考具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时代特色,有因事而化、因时而进的现实主义考量。其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和对农民革命性的认识,对于后来的革命领导者,如毛泽东等亦有不小的启发。对此,应该历史地、逻辑地看待和分析。

中共三大时期毛泽东争取谭延闿推动国共合作之探析

中共三大时期,毛泽东与国民党的重要领导人谭延闿交往,积极推动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提出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等系列思想,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在深化国共合作、反击西山会议派、创建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展湖南农民运动等革命活动中,毛泽东都争取谭延闿的支持。《谭延闿日记》是研究大革命历史的一部丰富史料。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代表有30多人(另有“40人”“至少40人”等说法),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大会正确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的方针,这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从而解决革命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关于中共三大的七个首创性贡献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就牢记自身使命、紧握时代脉搏,开展着富有时代特征的革命斗争。因此,每届党代会都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和魅力,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如此。当时,中国共产党人从工人罢工失败的事实中看到,反动势力的强大和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因此决定联合中国国民党,共同推进民主革命。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党的三大结合中国革命任务、革命形势和党的自身状况,明确实行国共合作,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党的三大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召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国起了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胜利地举行了北伐战争,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高涨。正因为如此,中共三大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显得尤为突出。值此中共三大召开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再次深入历史细节,回顾党代会的精彩瞬间,那些关于党自身发展和中国革命发展的首创性贡献,使得中共三大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芒。

毛泽东与中共三大

100年前,中国革命风起云涌。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是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大会,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该年4月,毛泽东离开长沙到上海,参与筹备中共三大的工作。6月上旬,毛泽东从上海抵达广州,参加中共三大预备会议。会议由陈独秀主持。

毛泽东在中共三大前后

1923年1月,陈独秀在筹备中共三大期间,决定调时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到上海,参加中共三大的筹备。同年4月,毛泽东安排好湖南的工作后,秘密前往上海。到上海不久,毛泽东就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一起赶赴广州,继续中共三大的准备工作。中共三大结束后,毛泽东参加了国民党一大,并担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国民党中央农委委员等职,积极投身于第一次国共合作之中。

广州: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发源地——纪念中共三大召开90周年

广州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广州是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地,革命统一战线由此发轫;广州是中国国民党改组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本营;广州是黄埔军校的创建地,国共两党军事合作由此发端;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发祥地,广州成为大革命的中心。广州以其独特的地位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中共三大代表关于国共合作的态度与行为影响研究

1923年6月12日—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40人。在这次会议上,对国共合作持反对和弃权意见的19名代表,可以分为三个群体,一是中共创建时期服膺和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党员代表;二是中共创建时期直接参加和领导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党员代表;三是中共创建时期工人运动中的工人代表。其反对和弃权观点不一。赞成的21名代表意见也不一致。无论是反对、弃权还是赞成,都是出于认识上的问题。其中陈独秀、瞿秋白和毛泽东等人的态度,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甚大。三大与会代表的正反态度交锋,直接影响了国共合作的走向,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革命问题和因革命问题而采取的革命行动。

致力国共合作:马林与中共三大史事探析

1921年至1923年,马林三次来华。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和主张在中共创立及大革命时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通过召开中共三大,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马林在华工作期间,共产国际、俄共(布)及其来华使者之间对中国政治问题各有不同的认识与主张。在中共三大的会前、会中和会后,他一一突破中共中央迁粤、中共发展方向、争取共产国际援助孙中山和国民党、促成“党内合作”、推动中共三大召开等难题,为达成国共两党的合作扫清障碍,开拓道路。但是他对中国问题的观察与判断,也有片面性,存在若干失误与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