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苦履”:中共军队的草鞋历史与记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草鞋是中共官兵行军作战的穿着特色。红军开始长征后,穿草鞋的传统跟随部队移动,从中国南方传播至北方,并影响着地方社会风气的变革。战争年代,打草鞋是每个战士必备的军旅技能,草鞋劳军亦将妇女群体纳入战争体系,成为群众运动的重要内容。而草鞋所蕴含的艰苦朴素、军民鱼水情等意义特征,则使其在中共革命文化的塑造下,逐渐被赋予崇高的象征精神与内涵,同时承载起中共官兵对于近代战争的共同记忆和情愫。在中共革命文化的承续过程中,关于草鞋的历史与记忆历久弥新。

抗战后期外国记者对中共军队的认知——兼驳美国学者对中共军队的质疑

1944年,哈里森·福曼、莫里斯·武道和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西北之行打破了重庆国民政府的新闻封锁,向全世界人民报道了中共军队抗日的真相。作为八路军敌后抗战的重要目击者,从气质、战力和精神三个层面对中共军队进行了报道。一些美国学者曾质疑报道内容的真实性,然众多史实显示这些所谓地质疑毫无根据。基于实地考察,大多数西方观察者发现,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中国最强大的军队,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论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军队的战场动员与士气激励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军队以高昂的战斗士气,顽强坚韧地与日军作战,军队的“战时政治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中共逐渐开创、发展、完善了一套在作战中进行动员工作的运作机制。战场动员以连队为基本单元,以党支部为核心,直接对士兵展开,贯穿战前、战时、战后三个阶段。在深化动员的过程中,中共以在战地制定具体化战斗口号、开展思想动员、发动革命竞赛、组织慰劳部队、追悼烈士活动等方式,充分激发士兵的战斗热忱,强化对党和人民军队的心理认同,增进军民之间的血脉联系。这一系列丰富而精致的战场动员工作,是中共军队以弱敌强、取得军事斗争胜利的重要因素。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军队社会形象建构

解放战争时期的亲历者在媒介上刊发大量有关中共军队社会形象的报道、访谈、评论、诗歌、民谣、回忆录等文本作品,这些内容既蕴含了当事人丰富的情感体验与社会主张,也呈现出强烈的真实叙事风格,从而形成具有鲜明群体性特征并被社会各界所接受的认知。这些亲历者对中共军队社会形象的建构主要集中在日常生活、行军作战、自身建设等内容上,对于中共赢得民心实施军事动员、顺应民意解放全中国以及树立榜样为人民服务发挥了积极作用,彰显了中共军队社会形象的价值。借助解放战争时期亲历者的视角由外到内观察中共军队形象,呈现中共"人民至上"的特质,进一步印证中共赢得民心并最终建立新政权的时代必然性。

解放战争初期美国对中共军队发展因素的认知

1947年6月形成的美国政府内部文件,从武器因素、粮食因素和国民党因素等三方面分析了中共军队不断壮大的原因和发展趋势。该解密档案反映了当时美国对中共军队发展及国共战局走向的基本认知。

王彬彬教授《中共军队称名的变迁》的五处硬伤

王彬彬教授《中共军队称名的变迁》一文,遗漏了因参加朝鲜战争中共军队曾一度改称"志愿军"的历史内容;在论述"人民解放军"一名的由来时,出现前提性的时间错误;在谈及中共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时,忽略了至关重要的原创性史料;另有引用史料随意且不注明出处以及因疏于校对出现不应有的文字错讹等硬伤。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军队在华北地区的交通斗争——以百团大战为考察对象

作为抗日战争史上经典的交通破袭战,百团大战反映了中共军队对交通斗争重要性认识的深化,以及对华北沦陷区日军交通线布局的细致观察和科学研判。回顾这场战役,日军在华北沦陷区对交通线的高度依赖,揭示了其企图利用交通线掠夺华北沦陷区资源以实现“以战养战”的目的,也暴露出其沿交通线布防兵力不足的弱点。八路军根据形势判断,对日军占据的交通线展开破袭,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更显示了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善于抓住战机、灵活运用战术的作战能力。分析相持阶段两军在交通线上的斗争,揭示中共对交通“破”与“建”的策略转变,有助于深入理解“交通线”对于军事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

回到历史情境与实践现场——从中共军队与抗日战争研究谈起

谈抗战时期的中共军队,大概需要将其置入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情境。众所周知,近代中国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军事力量和政党力量次第涨伏,军人和党人渐据权力中心。而军人与党人之间,既相互借重,又彼此颉颃,呈现出复杂的纠葛关系。至南北分化、对立之势成,

论抗战时期中共军队的官兵待遇与生活

抗战时期,中共军队物质条件差,生活艰苦,主要采取供给制,各单位内官兵的差别并不十分显著。中共也十分重视官兵的精神生活。但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还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且军队的待遇与生活明显优于地方党政系统。如果待遇更多地体现出官兵平等的一面,那么福利则比较多地体现了干部特殊的一面。在战争环境中,特别是由于干部本身的重要性,这种差异也是可以理解的。

内战爆发初期中共军队屡败原因分析

1946年6月底,全面内战爆发。在内战爆发初期,由于主客观方面原因,中共军队接连受挫,丢城失地,但中共军队能从暂时的失利中及时吸取经验教训,逐渐扭转被动局面,并最终取得胜利。

抗战时期“新知识分子”与中共军队干部

抗战初期投奔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知识青年,有相当一部分被分发到军队中充任政工干部,正好迎合了中共扩军对政工干部的大量需求,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宏大话语所能充分解释。"新知识分子"加入后,受工作能力、经验资历等因素的影响,大多只能从事基层政治工作,这导致了新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而触发了整风在军队基层的开展。中共一方面无法完全摆脱阶级话语的窠臼,仍在严肃地批评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另一方面也无法全面贯彻阶级话语的原则,更多是根据现实需要在这两类干部中寻求平衡和进行调解。阶级话语在此一时期隐而不彰,不在中共干部任用中起决定作用,这是与具体实践互动的结果,也符合中共自身"知识化"、"技术化"的需要。

中共军队称名的变迁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领导了“南昌起义”。毛泽东与“南昌起义”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

抗战中中共军队如何敢打善战

1944年7月起，先后有100多名美军军事专家进入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实地观察中共及其抗日武装的战斗情况，并作出了真实记录。这些记录是驳斥当时一些人依据国民党和日方史料污蔑共产党军队“游而不击”的坚实史料。

国民政府对中共军队抗日军饷的发放与停止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蒋介石在国共谈判中同意．“经费，军队照人数编制的一般规定发给”。七七事变后．由于战端初开，局势尚不明朗，蒋介石试图控制中共军队的军事指挥权，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包括军饷在内的很多问题也就僵持下来。

苏联战时文学与中共军队早期建设

“苏联艾学，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如同十月革命一样．被看作洪水猛兽．统治者用尽方法，对它加以封锁、禁止和隔绝。在反动统治时代的中国，也没有例外。

南昌起义与中共军队制度演进研究

南昌起义是中共独立领导军队的历史起点。国民革命时期,中共依靠派遣党员担任国民革命军军官和通过政治工作争取国民革命军军官的策略,获得了部分军队领导权,奠定了南昌起义的基础,但也由此导致了党、军关系的先天脆弱性。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对淮南、淮北解放区的进攻

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停战协议后,国民党政府仍加紧战争部署。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前,国民党军队对淮南、淮北解放区一直采取蚕食政策,经常发动小规模的军事行动。7月16日,国民党军队4万人在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的指挥下向淮南解放区发起进攻。7月26日攻入天长、30日占领盱眙,随即占领淮南解放区。自7月18日开始,国民党军队在第八绥靖区司令夏威指挥下,分三路向淮北解放区进攻。11月24日占领了淮北津浦路东地区,12月6日占领了淮北津浦路西地区。国民党军队占领淮南、淮北解放区后,立即开始了政权重建,并对解放区人民进行了报复活动。

从《徐光耀日记》看战时中国共产党军队思想政治工作

抗日战争与国共三年内战时期,人民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军事活动。在内外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部分士兵出现迷茫恐惧、消极避战的心理状态。中共在军队中通过纪律、实践、情感等方面采取积极合理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人民军队实现了高度的规范化与组织化,成为战争胜利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徐光耀日记》中所记载的基层部队士兵的日常状态,为认识党组织如何进行军队建设提供了具体例证。以其为主体史料,考察中共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成效,一定程度上能够认识战时真实的中共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情况,为当今中共军队建设提供启示。

抗战时期华北八路军士兵的衣装

近年来,学界对中共革命史的研究逐步深入,很多以往被忽视的内容进入学者视野,例如对中共军队士兵的关注与研究。当前对中共军队士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参军动机、顾虑以及中共对参军的动员等方面如李金铮:《“理”、“利”、“力”:农民参军与中共土地改革之关系考(1946-1949)--以冀中、北岳、冀南三个地区为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3期,2016年9月;齐小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齐小林:《华北革命根据地农民参加中共军队动机之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期;等等。

红军与中央苏区创建初期土匪问题研究

土匪问题是红军和中央苏区创建初期的重大问题。国共分裂后共产党遭到血腥镇压，残存的力量撤退到偏远山区坚持武装斗争，这些蛮荒地区通常有众多的土匪武装。当时中共军队很弱小，收编土匪武装可以迅速扩大革命军队，土匪成分在早期红军中占不小的比重，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甚至红军游击战术的某些重要成分也直接来源于土匪武装多年积累的生存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