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西南局民族工作的历史实践与现实启示

建国初期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数量众多、分布广阔,经济落后、民族关系复杂。妥善处理好民族问题,切实做好民族工作是中共西南局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共西南局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着力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中共西南局民族工作的实践和探索对新时期民族工作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共西南局对群众工作的探索

建国初期,西南地区经济、政治、民族、社会等各种矛盾日益凸显,党群干群关系面临极大挑战。中共西南局坚持群众路线,坚决依靠西南人民发展大西南。从组织、制度、人才等方面构建了党的群众工作机制,并积极探索群众工作的方法和策略,取得了群众工作的历史成效。

建国初期中共西南局群众工作的基本走势及对主体的新要求

建国初期,西南地区经济社会的现实状况对党的群众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为进一步调动群众积极性,做好执政条件下的群众工作,共同建设新西南,中共西南局科学分析执政后群众工作面临的深刻变化,准确把握群众工作的基本走势。针对群众工作主体在执政视野、工作方法、工作动力等方面存在的新问题,积极探索党员干部群众工作动力机制构建。

邓小平与中共中央西南局的“三反”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为解放和统筹经营西南,中共中央决定设立西南局,以全面领导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四省和重庆市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工作。1949年至1952年,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担负起主政大西南的重任。他在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同时,结合西南地区的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西南全境的解放、人民政权的建立、社会经济秩序的恢复和发展、各民族间的团结与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西南局从严治党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历史实践

作为国民政府在大陆经营的最后据点,西南地区在解放之初有着较其他地区更为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政治上,大量旧政权残余势力与地方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匪特破坏活动此起彼伏,严重威胁新生的人民政权。经济上,国民政府溃逃后留下一个烂摊子,生产萎缩、物价飞涨,市场混乱、民不聊生。社会上,游民乞丐随处可见,烟毒娼赌尤其猖獗,加之西南少数民族众多,社会关系异常复杂。然而,相对于恶劣的外部环境,更为严峻的是西南地区党内部分同志在夺取政权的胜利形势下,产生了骄傲自满、享乐腐化、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不良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政治生态。

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历史贡献

194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迄今已75周年。解放大西南后,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工作重心转向和平建设。进驻重庆时,西南局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停滞,交通梗阻,民生困苦,失业人员众多。国民政府长期滥发钞票,造成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是否有能力稳定经济形势、恢复生产,从而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是西南局面临的严峻考验。

《建设人民的新西南——中共中央西南局 西南军政(行政)委员会档案史料展》在重庆开展

9月29日,由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重庆市委办公厅主办,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五省区市档案馆联合承办的《建设人民的新西南——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行政)委员会档案史料展》在重庆市档案馆隆重开展。中央档案馆副馆长、国家档案局副局长李洁鸿,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分管日常工作)关衷效出席开展仪式并致辞。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五省区市档案馆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开展仪式。

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经济建设思想

西南地区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祖国内地的最后营垒,封建反动势力根深蒂固,经济建设封闭落后,人民群众生活穷困。西南解放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稳步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成为西南各级党组织面临的迫切任务。中共中央西南局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系列经济建设思想,开创了西南经济建设的历史新篇。

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史的灿烂篇章——读《邓小平与西南少数民族——在主持西南局工作的日子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西南地区的民族工作,有效实现了民族平等和团结,成为新中国民族工作的光辉典范。这一时期,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等职务,主持了西南地区各项工作。面对西南民族关系复杂、国防安全受威胁的情形,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以卓越的才智带领西南各族人民共同开启了西南多民族社会团结协作、和谐共处的新篇章。

西南局在渝遗址遗迹掠影

2024年,恰逢中共中央西南局成立75周年。重庆作为西南局的机关驻地,是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战斗、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他们在这里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红色资源。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邓小平与中共中央西南局红色资源重要论述精神,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红色资源专题调研工作。

建国初期中共中央西南局剿匪工作的历史实践与意义

新中国建立初期,西南地区封建残余势力强大,匪患严重,给西南地区经济恢复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阻碍。为了实现西南地区经济恢复和社会稳定,中共西南局贯彻落实中央剿匪部署,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歼灭土匪100多万人,基本上肃清了西南匪患,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提高了战斗力,推动了西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邓小平领导西南开展禁毒斗争始末

1949年10月,邓小平接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重托,担任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担负起了解放大西南、主政大西南的历史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西南局研究述评

中共中央西南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全国设立的六个大区之一,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驻地重庆。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为代表的关于西南局的史料逐步出版,为西南局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在研究内容上,学术界主要围绕西南局的军事工作、民族工作、经济工作、政权建设、党的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进行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检视已有研究,以邓小平主政西南局期间的研究为中心是西南局研究的显著特点。西南局研究要向纵深发展,还需做好基本文献的整理,注重西南局研究时段与人物的完整性,加强西南局与其他大区的比较研究,协调好西南局时期的邓小平研究与西南局研究的关系,深挖西南局辖区的基层研究。

邓小平主政西南的工作方法与领导艺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邓小平“很好地执行解放西南和建设西南的光荣任务”[1]。他在西南局的工作多次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许,毛泽东评价:“无论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指出,“邓小平同志在这里领导中共中央西南局进行了大量开创性工作”。

不朽的奉献 永远的丰碑——中共中央西南局对抗美援朝战争作出的贡献

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响应党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略决策出国作战70周年,也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67周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人一改“东亚病夫”形象,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崭新的面貌傲然登上世界历史舞台。1950年6月,正当中国人民忙于恢复战争创伤、重建家园之际,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命令其军队越过三八线,将战火烧向中国东北边境.

邓小平主政中共中央西南局反对“享乐主义”

1949年12月,邓小平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西南服务团”进驻重庆,到1952年7月奉命调至中共中央,邓小平有近3年时间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主政西南,展示了邓小平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和卓越不凡的政治智慧,重庆乃至整个大西南后来能够从战争状态迅速走向经济恢复,保持城乡社会的稳定,与邓小平当年主政西南时留下的优良工作作风分不开。

西南局时期云南民族工作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面临“国防问题、民族问题和土匪问题”三个重大问题,核心是民族问题。在中共中央和西南局的领导下,云南省慎重稳进地开展各项民族工作。以实现民族团结为民族工作之核心和开端,疏通民族关系,建立起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以肃清残匪为重要前提,安定民族地区社会秩序;以土地改革为契机,广泛推进民族地区社会变革;以民族区域自治为钥匙,建立民族民主政权,实现各族人民当家作主;以贸易工作为中心,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以教育和医疗卫生为抓手,提升少数民族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这促使云南民族地区的政治局势、经济状况和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进而推动新中国民族工作的整体进程。

西南局往事

1950年2月,春寒料峭。重庆远郊的歌乐山林园隘口、沿成渝公路两旁,站满了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刘伯承、邓小平率重庆党政军各界领导在此迎候主持西南工作的另一位领导人——贺龙。早在进军大西南之前,中央就确定了西南的人事安排: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邓小平任副主席,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

邓小平与西南局的时代故事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8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入驻重庆,全面领导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和重庆市的工作。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担任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此后,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坐镇重庆,在指挥部队清剿土匪顽敌的同时,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分化争取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争取的人,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促成各民族团结;发动和依靠群众,顺利完成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加强各级政权建设;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兴修成渝铁路,取得和平解放西藏的重大胜利……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建设大西南和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奠定了坚实基础。

西南局的统战实践

大西南解放之初,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根据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带领西南6000多万人民克服重重困难,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懈努力。刘伯承多次对军队干部讲话,要求他们必须遵守党的统战政策。邓小平先后撰写了与统战问题有关的《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