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馆阁书目》成书与流传考

宋代是中国目录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南宋初期陈骙编撰的《中兴馆阁书目》,是宋代最重要的官修目录之一。这部书目对于后来的多种官私藏书目录和史志目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它却在历史更迭中散佚流失,此后人们只能从其他古书中辗转引用。本文对《中兴馆阁书目》的成书与流传做了详实的考证,力求展现历史的真实。

《中兴馆阁书目》对《直斋书录解题》的影响分析

《中兴馆阁书目》是南宋的一部重要官修书目,它对后来的多种官私藏书目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章通过查阅历史文献,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考察了其对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的影响。

《中兴馆阁书目辑考》补正

中兴馆阁书目》《中兴馆阁续书目》为南宋的两部官修目录,具有重要的目录学价值,但因亡佚时间较早,后世学者难窥其貌,幸赖民国赵士炜爬梳坟典,成《中兴馆阁书目辑考》一书,然其辑佚工作百密一疏,尚有遗漏、讹误等问题。论文试图通过对《中兴馆阁书目》的重新辑佚与研究,对《中兴馆阁书目辑考》进行全面考察,增补该书所漏辑的《中兴馆阁书目》六条、《中兴馆阁续书目》十一条条目,并对其讹误进行订正。

《中兴馆阁书目》佚文一则

<中兴馆阁书目>由北宋秘书监陈骙编撰,仅用八个月时间,于淳熙五年(1178)完成.原书凡七十卷,叙录一卷,著录图书40486卷.嘉定十三年(1220),秘书监张攀又主持编撰<中兴馆阁续书目>三十卷,著录淳熙五年后馆阁收入的新书14943卷.<书目>和<续书目>在当时曾与<崇文总目>并行,后皆散佚.1932年,赵士炜撰<中兴馆阁书目辑考>五卷,<中兴馆阁续书目辑考>一卷.是近数十年间查考这两部<馆阁书目>的通行辑本.

《中兴馆阁书目》价值探微

南宋初期陈骥编纂的《中兴馆阁书目》是宋代最重要的官修目录之一,对后世藏书目录和史志目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它大约在元明之际亡佚后,人们只能从其他古书中辗转引用,却无法对其本身进行系统的研究。直到民国年间,贵阳赵士炜编纂了《中兴馆阁书目辑考》一书并印行于世,才部分弥补了其亡佚之遗憾,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可惜迄今为止,对于《中兴馆阁书目》以及赵氏辑考本身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介绍性的水平。本文广泛查阅各种历史文献,以赵氏辑考为基础,对该书目的的内容、分类、解题等进行综合分析,以说明《中兴馆阁书目》所具有的重要文献学价值。

赵士炜《中兴馆阁书目辑考》辑引《山堂考索》辨正

《中兴馆阁书目》是南宋时期一部重要的官修书目,旋因战乱而久佚。民国期间赵士炜作《中兴馆阁书目辑考》,使得《中兴馆阁书目》以辑本形态再次进入学术视野。此辑本首次引用南宋重要类书章如愚《山堂考索》达近百条,但在具体辑录过程中,既存在文字讹脱,也有原非《中兴馆阁书目》引文而被赵氏辑入的情况。以赵士炜辑本与其所辑引的《山堂考索》元刻本和宋刻本参校,可以考见其辑引《山堂考索》的体例及其存在的错讹与不当之处。

何逊与《文选》研究

何逊作为萧梁中期文坛的重要作家,察其行年仕历,似乎是《文选》研究的局外人。但是,深入考析来自《中兴馆阁书目》、《颜氏家训·文章》和《郡斋读书志》关于何逊的三则材料,却可以对解决《文选》研究的编者、年代等某些问题有很大帮助,有时甚至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

辨《周易系辞精义》非吕祖谦所纂

世传题为吕祖谦所编纂的《周易系辞精义》二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引《中兴馆阁书目》之说,以为是托吕祖谦之名,并非吕祖谦所纂,但宋末元初的董真卿在其《周易会通》中又认为是吕祖谦为补程颐《易传》而作。其后关于《周易系辞精义》是否出于吕祖谦之手,历代学者颇有争议。《朱子语类》卷一二二《吕伯恭》中两条议论《周易系辞精义》的对话,应是黄士毅等人类次朱熹语录时所编排,并非朱熹及其门人原意,不能以此证明《周易系辞精义》是吕祖谦所纂。综合来看,今传文献并无吕祖谦编纂过《周易系辞精义》的明确证据,而且吕祖谦亲自参与了《中兴馆阁书目》的修撰工作,是则《中兴馆阁书目》之说当更可信。

南宋官修《中興四朝國史·藝文志》詳考

《中興四朝國史·藝文志》是南宋最後一種官修國史藝文志,也是《宋史藝文志》的底本。胡一桂《周易啓蒙翼傳》所引《中興四朝國史·藝文志》條目,是證明其作爲《宋史藝文志》底本的最直接證據。《中興四朝國史·藝文志》有三種同源文獻:《中興館閣書目》《續書目》和《宋史藝文志》。這三種同源文獻和《中興四朝國史·藝文志》在條目、解題等方面都不完全相同。其中,胡一桂《周易啓蒙翼傳》和《宋史藝文志》中共有的南宋書籍諸條目,《中興四朝國史·藝文志》應是存在的。而北宋及唐以前著作條目,《中興四朝國史·藝文志》中不一定存在。在輯佚時,不能把二者相同的條目完全看作《中興四朝國史·藝文志》的條目。

朱熹《楚辞集注》初刻考辨

朱熹《楚辞集注》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其初刻时间,学界一般认为是朱熹在世时的庆元四年,并以日本大正三年《内阁目》和南宋《中兴馆阁书目》的著录作为依据。本文考证认为:大正三年《内阁目》未著录庆元四年本《集注》,转抄者误抄《内阁目》中的庆安四年本为庆元四年本,《楚辞书目提要》沿袭此误,近年出版的重排本《楚辞书目提要》又将嘉定四年本的行款混入本不存在的庆元四年本条目中,遂使学界再度产生误解;《中兴馆阁书目》成书在《集注》之前,故不可能著录《集注》,民国赵士炜《中兴馆阁书目辑考》误辑了《玉海》中有关《集注》的文字。所谓的庆元四年本《集注》其实是不存在的,《集注》在朱熹在世时并未刊刻流传。台湾所藏嘉定四年杨楫刻本,才是《集注》的初刻本。《集注》的成书和刊刻是"庆元党禁"到"嘉定更化"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朱子学境遇改变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