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医外交

"一带一路"战略助推中医药事业走向世界,"中医外交"应运而生成为国与国之间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实现中华文化有效传播,增强中国软实力与国际地位。从中医外交的形成、中医外交当前面临的机遇、中医外交发展的挑战等三个层面展开研究,认为中医外交不仅是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实践问题,其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彰显。

“丝绸之路”视阈下的中医外交先行者郁震考

郁震是明代永乐年间太医院御医,擅长针灸,术承名家,因医术武艺俱精,被选为出使西域哈烈国外交使臣。第一次于1416年随陈诚使团沿陆上"丝绸之路"出使哈烈,并于1419年在忽鲁谟斯(霍尔木兹)与郑和船队会合,随郑和出使后回国;第二次于1419年9月出使西域,并于1420年12月护送哈烈国使团回到北京;第三次于1421年5月护送哈烈国使团回哈烈,回国时间不详。郁震凭其精湛医术赢得西域诸国敬仰,从而强化与明朝的外交关系,是中医外交的先行者。

我国“中医外交”初探

近年来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中医药"走出去","中医外交"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医药倡导的价值体系具有很高的普适性,深度契合了我国传统的外交理念。随着我国越来越多参与中医药国际合作,我国外交人士在越来越多外交场合宣传中医药文化,中医药走进越来越多外国政要的医疗保健生活,"中医外交"实践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当然,"中医外交"还存在概念不成熟等问题。

中医药在国际外交中的价值存在与发展展望

分析了中医药在国际外交中的卫生外交价值和公共外交价值,归纳总结其以民间外交为主活动的特点。同时,列举了中医药在中非、中欧、中亚、中美外交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提出中医药在国际外交中存在标准化误区、"民间热,官方冷"、中方推动为主等3个问题,建议从推动中医药国际标准化、提高公共外交价值、创新表现形式和加深中医药产业等方面加速中医药在国际外交中的发展。

中医药国际服务贸易与中医外交

中医药国际服务贸易,为中医药与外交结合提供了动力与梦想。积极开展对外谈判,淸除制约中医药服务贸易的法律和政策障碍,构建'和谐有序'中医药国际服务贸易法治,成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与外交结合的亮点。本文以'一带一路'为背景,以发展中医药国际服务贸易为出发点,论述中医药与外交结合的历史、动力、梦想及其国际关系理论选择。

世界的中医:后疫情时代公共外交视域下的中医新角色

"中医"在公共外交话语中具有多重内涵,是中国开展全球健康外交的重要路径之一。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基于抗疫经验所开展的对外医疗援助在获得广泛赞誉的同时也提升了相关国家对中医的认可度,"世界的中医"在公共外交话语之中愈发被重视。基于此,本文在梳理中医公共外交的内涵与逻辑基础上,提出中医公共外交正成为全球风险社会时代中国参与全球风险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的重要途径。通过梳理传统中医公共外交的既有形式与中医药海外传播所面临的整体传播环境,本文认为,中医公共外交应通过新媒体与海外受众进行对话,在此基础上纳入战略化思维,以国际合作为基点,建立传统医学全球共同体,并且在开展中医公共外交工作中重视中医本身的话语逻辑。

从义净著作看“中原—西域”医药交流

魏晋时期佛教逐渐传入中原,至唐朝时佛教的影响达到了第一个巅峰。随着对佛法的渴求,中国僧人随商队踏上了西行取经之路;随着对宗教的传播,西域僧人随商队进入中原传教讲经。佛教的医方明、眼科技术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国,中草药也在这个时期传入西域。义净著作《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被认为是研究唐朝南海交通史和东南亚文化的重要著作。本文从这两部著作以及义净所翻译的佛经中探讨当时"中原-西域"医药交流,并归纳影响因素及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