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仁”之作为“中华共识”——从池田大作“新人道主义”之构建谈到“新中华哲学”

可以"大"或"太"为中华文化各家各派之"共识",这是中华文明所以不同于欧西文明之根本所在。池田大作"新人道主义"之实质,是以"中华文化"为格式、框架,吸纳、消化"欧西人道主义"之所得;其作为格式、框架的"中华文化",有"中庸哲学"之要素,也有"共生哲学"之要素,然最根本的还是"中华文明"中固有之"大仁哲学"。池田氏构建"大仁人道主义",给中土哲学界之最大启示即在:既然可以"大仁哲学"为格式、框架,吸纳、消化"欧西人道主义"而得"新人道主义",当然就可以"大知哲学"为格式、框架,吸纳、消化"欧西知识论"而得"新知识论",亦可以"大利哲学"为格式、框架,吸纳、消化"欧西功利主义"而得"新功利主义",亦可以"大化哲学"为格式、框架,吸纳、消化"欧西进化论"而得"新进化论",等等。而"新人道主义""新知识论"、"新功利主义""新进化论"等等,恰正是"新中华哲学"之组成部分。

论“可久可大可新”之作为“中华共识”——“华学道德说”之辨析与批评

仅视"中华文化"为"道德文化",是片面的。"中华文化"有"道德"之一面,但并非仅为"道德文化"。倡导"道德文化"者,以儒家为主;此外又有释家,倡导"智慧文化";尚有道家与道教,倡导"身体文化"。儒、释、道三家有共同目标,曰"可久可大可新"。各家各派之别,乃路径之别,非目标之别。儒家以为达成"可久可大可新"之路径,主要在"德修"或"修性";释家以为达成"可久可大可新"之路径,主要在"智修"或"修心";道家与道教以为达成"可久可大可新"之路径,主要在"体修"或"修命"。路径不同,乃"术"之异;目标相同,乃"道"之同。"中华文化"即此"道同而术异"之文化体系,非仅为"道德文化"也。

论“大知”之作为“中华共识”--兼论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哲学“大知识论”

我们称中国文化各家各派之"共识"为"中华共识",如"太一"、"太极"、"太和"等,均是"中华共识";"大知"、"大仁"、"大勇"等,也是"中华共识"。辨明"大知"之作为"中华共识",在学术及新文化构建上具有重要意义:儒、释、道诸家只有"术"不同,而没有"道"不同;应对西方文化之"知识论"的挑战,我们最好以各家共有之"大知"与"大知识论"为武器。中国哲学中有一个"大知识论",它以不追求"纯粹知识"、不追求"为知识而知识"为根本目标。"大知"与"大知识论"之作为"中华共识",乃是中国哲学家对于人类的最大贡献之一。

社会文化动力学视域下对促进中华文化共识动机的理论探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社会内部的内在矛盾,把整个社会看作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个方面的互动,在人的相互关系脉络中发展,并最终归结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中的阶级斗争理论。对于我们如何促进中华文化共识的动机理论有深刻的启示:在进行中华文化共识理论探索时,要注意不同阶层的人对中华文化共识动机的不同看法和做法,在物质激发动力的同时也要进行精神上动力的激励。注意在促进中华文化共识中人的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对一些人的行为要进行正面意义上的积极评价。分析人的动机时,要遵循人类学和文化学的一些基本规律。注重在实践中促进中华文化共识。中华文化共识的激发和促进有一定的客观规律需要探求。涂尔干的集体意识和脱序理论对促进中华文化共识的动机理论有着重要的启示:激发不同的集体意识产生共同的集体意识,这是促进中华文化共识研究首先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同时应避免社会的脱序,避免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使社会变得混乱。当代社会理论考察社会结构再生产的动力学原则及其对激发文化共识动机理论的启示:要用历史和时代的眼光来看待促进中华文化共识理论,重视民族集体对中华文化共识与每一个民族个体文化之间的关系,重视对中华文化共识实践的作用,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看待、分析和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