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较哲学史上“并置派”的重要尝试——张东荪用知识社会学“重写”中华哲学史的一个分析

中西比较哲学之格式,不外三款:西化、并置、化西。晚清以降,谢无量、胡适、冯友兰所撰三部《中国哲学史》,虽不能说完全"抹煞"了中华哲学之特殊性,但至少对此种特殊性凸显不够。只有张东荪是一个典型例外。他旗帜鲜明地以金岳霖所谓"第二种态度"从事"中华哲学史"研究,始终不移地把"中华哲学"当作"中华特有的哲学",把"中华哲学史"当作"中华哲学的史"。其《中国哲学史讲义》等著述,是一项专门凸显中华哲学特殊性的"中华哲学史书写"。此种书写之哲学基础,就是当时流行欧西的"知识社会学",以及他本人"接着"欧西所创发的"知识文化学"。他用知识社会学"重写"中华哲学史,乃是中西比较哲学史上"并置派"的重要尝试。

民族哲学研究百年:概念衍进与共同体意识的深化

在中国,“民族哲学”概念可追溯至1918年,其定型在20世纪20—30年代,初始诉求是区别于西方哲学的“中国哲学”;全面的抗日战争将“中国哲学”带入了“新民族哲学”阶段,其初始目的是“抗战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哲学”诉求“整全的中国哲学史”目标,直到改革开放后以“中华民族哲学史”为目标诉求。中国的“民族哲学”研究着眼于在“民族”的多元一体的实体关系基础上揭示中国“哲学”的一体与多元的关系,书写具有“中华民族哲学史”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其终极价值正在于通过哲学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揭示以培育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

应该在何种意义上谈论“民族哲学”?

"民族哲学"并不是首先出现在东欧剧变以后的哲学概念,而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中国哲学界产生的哲学话语系统;英语世界很少谈论"民族哲学"并不能成为否认其存在的理由。"哲学的民族性"是哲学史研究所关注的重要特性。哲学作为思维成果存在于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统一中,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抽象的单数意义上的哲学。黑格尔哲学就是特定民族(德意志民族)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走向世界中心时形成的"民族哲学"。中国的"民族哲学"的研究,既是历史(哲学史)的研究,更是面向未来的哲学研究。这种研究的根本价值正在于通过民族精神的揭示以培育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建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