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对中国学者的借鉴作用

简略介绍了施坚雅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在中国出版的情况 ,并对此书的独特性和创新性进行简要的评述。施坚雅此书的特色在于其所采用的计量研究法、城市比较研究法以及以“中心地理论”为主要特征的综合学科性。同时 ,将施坚雅的创新之处与中国的历史城市研究作比较 。

中华帝国晚期的一个政治经济学框架

现有理论不能提供一个关于李约瑟之谜和大分流的完整和自洽的解释,特别是国家统治者及其代理人作为决策主体的关键作用被忽视。无法探讨前现代国家的经济扩张过程中,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精英招募制度(elite recruitment institutions)之间形成的"超稳定结构"。本文基于最近几年新政治经济学领域特别是国家能力方面的文献(Sng和Moriguchi,2014;Brandt,Ma和Rawsky,2014),旨在讨论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治乱循环和经济有增长而无发展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机制。在一个朝代周期,中央集权的统治者,面临着日益收紧的民众造反约束,和皇帝官僚之间日益恶化的委托代理关系,不得不逐渐下调正式税率,腐败愈加严重,提供公共品的能力趋弱,最终走向财政崩渍和社会动乱。由于视野(vision)的短小、既得利益的阻挠以及外部竞争的缺乏,统治者解决财政问题和维稳问题的方法,不是积极投资于建立高效的国家征税能力,不是建立支持经济发展的非人格化的法律制度,而是消极的依赖和商业资本的恩主共生关系(patrimonial)解决临时财政危机,用科举制度调节国家内部各阶层各地域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一结构,只有在1840年以后,才在国内外压力下,不得不开始松动:政治层面从中央集权走向地方分权最后走向地方自治、器物层面从师夷长技走向鼓励工商实业、制度层面西方的法律制度和议会制度从通商口岸逐渐渗入内地、文化层面废科举办新学,迎来了"千古未有之变局",开启了至今尚未完成的现代化转型。

艾尔曼论中华帝国晚期科举的三重属性——政治、社会和文化再生产

把科举视为现代化的障碍是一种误识。在中华帝国晚期,科举是一种支配性的力量。通过科举,帝国在政治方面再生产出了官员;在社会方面再生产出了绅士;在文化方面再生产出了文化主义和意识形态。帝制国家、士绅社会和新儒家文化被紧紧地缠绕在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陀螺仪"上。通过它们的相互依存,三者维系的空间稳定存在了500年。尽管在理论上科举大门向所有人开放,但事实上如文化资源的垄断性等因素,还是把较低阶层者排除在科场之外,科举的公平、公正性被美化了。

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从1968年到1969年，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一批研究中国的学者，连续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和大西洋英国属地维尔京群岛的圣克鲁瓦，举行了几次以中国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讨论会。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施坚雅教授以这次讨论会上提出的论文为主，再加上其他的几篇论文，

探讨施坚雅理论的问题和启示——重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是人类学家施坚雅的代表作品。这本书主要关注中国城市及其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融合了许多不同的学科知识和方法。在这本书中,施坚雅使用跨学科的方法分析了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并向读者们阐述了他的中心边缘理论体系。施坚雅的理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而其与中国事实的差距也给他带来了许多争议。但是,该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不仅仅在于施坚雅理论体系本身,而且在于施坚雅研究中国城市问题的方法上,他的这种在社会科学上建构数学模型的跨学科方法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

“中华帝国晚期近代化”语境下的天津早期城市化属性分析

就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而言,天津无疑是一座缺失源远贯通和充分成长的古代文化堆积的城市晚生代。但是换个角度看天津600年,从永乐到民初,它又是中华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城市。仅用了524年,就完成了从一座军屯模式的卫所城堡"特别市"、"直辖市"的转化发展进程,可堪称城市化进程里的一个奇迹。天津城市化开始于设卫筑城。其时间已是15世纪初叶。由军事建制变成行政建制的天津州则到了18世纪。从社会文化历史角度看,天津城市加速度发展是同中华帝国晚期城市近代化共生的;从城市发生的经济学角度来看,天津卫城应该说也是在中华帝国晚期"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和运河近代性经济与文化影响下的产物。总之,天津是一座只有近代而没有古代的城市。是一座中华帝国晚期的近代化城市。

历史深度中的“华人问题”——以施坚雅《泰国华人社会:历史的分析》为例

施坚雅（William Skinner，1925—2008），美国著名人类学家，1954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任教。1950年至1951年他曾到四川考察，1977年考察了中国城市的市场，其著作《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等开创了中国研究的范式。《泰国华人社会：历史的分析》是他1956年完成的著作，该书弥补了西方和泰国的历史学家们对华人的漠视，影响了数代华人华侨和族群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