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中华教育界》创刊时间论

《中华教育界》是中华书局史上的第一种杂志。围绕该教育杂志之创刊时间,在中华书局史讲述、中国出版史回顾、中国教育史研究中,主要可见1912年1月25日和1912年3月25日两种记录。基于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等多种创刊号的查证、民国元年中华书局活动史的梳理、杂志首卷所载文章与广告信息的疏通,可证《中华教育界》的创刊时间为1912年1月25日。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对民国翻译事业的赞助与贡献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作为美国庚子退款的产物,对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研究发现,中基会的下设机构编译委员会在胡适的主持下,翻译成果丰硕,翻译理念前沿、管理模式成熟,具体表现在:1)翻译选材由自然科学转向人文科学,大量翻译出版文史哲方面的名著;2)统一翻译标准,主张白话译文,译文力求自然;3)独立翻译与合作翻译相结合,通过翻译审校把控翻译质量;4)注重译者培养,通过增加译酬提高译者地位。虽然中基会编译委员会只存在了13年,但赞助了大批的翻译项目,推动了民国翻译活动的转型,促进了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

从萧友梅与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互动看其国民音乐教育思想

萧友梅在北京时期与“中华教育改进社”有密切互动,如积极参加改进社会议、举办国民音乐会等,这些互动,展示了他较为丰富的国民音乐教育思想和实践成果。萧友梅的国民音乐教育思想主要表现在“参与改进社会议”“举办国民音乐会”“编辑基础音乐教材”“创演教一体的教育策略”“国民美育的功能目标”以及“学科专业化的教育理念”等多个方面。萧友梅的国民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始终如一、一以贯之。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与国立京师图书馆

庚子赔款之后,美国出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考虑,先后两次退款于中国政府,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便是当时美国退款的历史产物,并设立专门机构管理退款。1925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中国教育部协商订约,决定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之后依教育部令,京师图书馆改为国立京师图书馆。参考文献5。

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济南历史教育会议述评

1921年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民国时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教育团体，下设32个专门委员会，历史教育委员会即是其一，该委员会是最早专门研究中小学历史教育的民间学术组织。

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有关图书馆议决案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影响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华教育改进社先后召开四次年会,通过了二十件有关图书馆的议案。这些议决案,积极推动公共图书馆实行免费服务、开展儿童阅览和古物陈列工作,推动退还庚款资助图书馆,推动建立图书馆协会,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参考文献11。

中华教育改进社对20年代教育科学化的贡献

中华教育改进社人才荟萃，机构健全，成绩卓著，被时人誉为中国教育界的中枢。该社团对于教育不囿于仅“采取联络主义”，而是高屋建瓴，独辟蹊径，开了国内教育社团自力更生的先河，有力地促进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国教育科学化、民主化、世界化的进程。本文通过对“科学化”方面进行阐析，以期为当今教育社团的良性发展和教育科学化、现代化的顺利推进。

图书馆“兼职”副馆长的工资——鲁迅、李四光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

段祺瑞内阁决定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舒缓了财政上的压力。首先,对德奥的赔款立即停止,协约国中《辛丑条约》的签字国也同意,从1917年开始,庚子赔款缓付5年(即推迟到1922年)。战后,北洋政府先后与相关各国展开彻底免付庚款的谈判,并明令指定有望退还的庚款全数充作教育经费。这一政策反而引起北京教育界与中央政府尤其是教育部的纠纷。如何设立管理巨额退款的机构,相关人员如何派定或推选,就成了不同派系、利益集团争斗的焦点。负责管理美国退还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基会)是第一个这样的机构,由曹锟政府与美国协商筹组。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出身于河北高阳望族的国民党元老、中法大学创办人、北大教授李石曾因在国民军中广有羽翼,并不把无军力可恃的段祺瑞执政府放在眼里,侵夺财权,无所顾忌。中基会不受李石曾一派控制,它的出现大大加速了后者夺权的步伐。紧随中基会成立的中俄、中法庚款委员会,中方主要负责人均系李石曾。中基会财务公开透明,主动接受政府和舆论的监督,与几乎无章程可循的中俄、中法庚款委员会形成鲜明对照。1925年、1926年之交,鲁迅关注李四光在中基会出资筹建的图书馆兼职副馆长的工资,既暗含着对中基会的质疑,也有为违反北大有关规定兼任多项校外重要职务的李石曾开脱的功效。李石曾专权的举动引起《现代评论》杂志多次不点名的批评,未得到正面回应。鲁迅猛攻《现代评论》派,除了个人的原因,还有围魏救赵之意。这一段协同作战的故事后来因种种原因被有意遮蔽。取代杨荫榆、章士钊出任女师大校长、教育部总长的易培基是李石曾的代理人,1925年北京女师大"驱杨倒章"运动还应该置于一个更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来解读。

中华教育改进社美育组会议述略

中华教育改进社是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著名的教育学术团体之一,从1922年至1925年的暑假期间共举办了四届全体大会。在每次大会期间,还会有各级、各类和各学科的分组会议,讨论有关教育方面议案。美育组的分组会议主要讨论有关美感教育方面议案。从美育组四次分组会议所提交的议案情况可以了解民国初期在倡导美感教育时所思考的各种问题,以及美育组的这些艺术教育家和学者们为美感教育所作出的努力。

《中华教育界》创刊日期考辨

《中华教育界》由上海中华书局创办,是我国近代期刊中历时长、影响大的教育类刊物之一,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教育的近代化、中国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一直以来,在《中华教育界》的创刊时间上,却存在着众多不同的说法。本文对此进行了考证,并认为其创刊时间应为1912年3月25日。

澳门中华教育会及其20世纪40年代的文教活动

澳门中华教育会创立于1920年,历史悠久,建树良多。20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中华教育会积极联合澳门的侨团,策动救国工作。在极艰难的情况下,中华教育会先贤仍然义不容辞地推行国语运动,筹办民众学校及侨立图书馆,推动澳门的师范教育。中华教育会在澳门教育发展中做出了特殊贡献。

从“中华教育会”透视晚清基督教的教会教育

清末基督教教会教育是中国近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国教育近代化产生了较大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教育会”有着其他宗教机构或教育机构无法替代的作用,“中华教育会”加速了近代中国基督教教会教育制度化的进程。

近代教育期刊的双子星座——《教育杂志》与《中华教育界》

《教育杂志》与《中华教育界》是中国近代教育期刊发展史上最有影响的两份期刊。它们诞生于清末民初学校教育大发展的年代,在其发展过程中,依靠掌门人张元济与陆费逵"出版辅助教育"理念的指引,依托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两大出版机构,积极参入出版机构中教科书的编纂、出版与发行工作,并用实际行动引导并推动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

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的嬗递——以中华教育改进社为对象的考察

中华教育改进社是"五四"时期中国新教育运动的直接产物,与美国教育对于近代中国日渐增强的影响态势密切相关。作为当时全国"研究教育之中心机关"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其学术活动所烙着的鲜明"美国"印记,折射出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的嬗递。

批判地继承中华教育传统应“不偏不倚,无过不及”

在当今瞬息万变的转型时期,我们应当如何弘扬教育传统?一言蔽之,我们的批判应该"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要批判地继承中华教育传统。

中华教育传统:历久弥新

弘扬中华教育传统不是复古,应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与鉴别,存优汰劣;应结合时代发展的需要,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意蕴,在继承中不断创新。弘扬教育传统,必须贴近生活,切合实际需要,做到多样化、形象化,寓教于乐,从而提高文化感染力。

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教育交流活动论略

中华教育改进社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极具影响的民间教育社团之一,基于改进其时中国教育、构建"新教育"体系之需,该社积极展开教育交流活动。通过邀请欧美教育名家来华讲学、考察、指导教育改进以及主动参与国际教育会议、向世界宣传中国的新教育状况等方式,该社敏锐地跟踪世界教育新潮,从而引领着其时国内的新教育运动,加速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步伐。

胡适与中华教育改进社

胡适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主要成员,参加了该社的成立和初期的主要活动。胡适在参与该社活动当中,与北京教育界同仁、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孟禄访华、国语国文教学、学制、庚款退还等问题上存在不小的分歧。这些分歧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学术、派系利益背景,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北京教育界内部、北京大学与其他七校之间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形。

中华教育改进社与欧美教育学术

成立于1921年底的中华教育改进社,是一个以留美归国人员为主体的教育会社,力邀杜威、孟禄、麦柯尔等美国教育名家来华,促成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的发展。

中国教育界与中日庚款退还纠葛——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活动为中心

1920年代日本庚款退还是中日两国外交要案。中国教育界乘特殊政治社会格局对日本庚款的退还交涉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中国教育界代表自居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积极推动与筹划,希图主导日本庚款的管理与分配。随着日本逐步显露利用庚款以行文化渗透之本意,中国教育界开始对日本庚款的分配与管理进行批评,最终采取反对与抵制的态度。日本退还庚款的本意与结局如此乖离,根源在于其目的不纯,运作失误,终而至于种瓜得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