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五千年:论中华文明的肇始及其连续性特征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征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最具特色,是唯一以国家为实体的五千年不断裂为其标志的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接续发展。长期以来,学术界大多以夏王朝的建立作为中华文明的肇始,但这仅仅只有三千多年的文明史可言,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此前没有文字记载。文献史料的记载固然十分重要,但考古出土材料能够以实物证据展示出蕴含着中华文明产生若干重要的内涵,并与文献史料互为补充。从长时段来考察中华文明的起源,是认识中华文明连续性特征重要的方法论,也是梳理中华文明发展内在逻辑的可行之道。

中华文明的理论意蕴、突出特性及实践路径

文本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性及整体性理论视域,深入发掘中华文明的历史向度、理论内蕴、文明特性及实践逻辑,深刻彰显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特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魂魄和文化根脉,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中华文明现代追寻及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宏阔叙事中打开文化创新空间,激发了新时代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和文明新形态。“第二个结合”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及形塑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作出中国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这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内在联系,指明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科学路径。中国式现代化从物质基础、制度保障与思想支持三个方面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中华文明则为中国式现代化孕育出内生性文化要素,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文化根脉。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相互融通、相互成就,创造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复合型的文明形态,是现代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与中华文明三种文明要素相互融会而形成的文明成果。

国家统一、民众创造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双驱动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做了高度概括,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担负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使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坚实的理论基础。为深入学习和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本刊邀请方志远、郭培贵、彭勇、黄志繁诸教授从各个角度,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进行史学诠释。这组笔谈文章对于深入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着积极的意义。

“两个结合”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两个结合”重要论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的原创性理论贡献。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科学概括了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独特性。通过深刻认识、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来准确理解“两个结合”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将作为根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作为魂脉的马克思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源源不断地从丰厚的文化母体和科学的指导思想中获得鲜活的能量,坚守理论文化之正,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新。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文明的创新性解密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创新发展、持续推进的过程,以历次党代会报告、历次五年规划和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依据,可以将对中国式现代化认识的发展进程归结为“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3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每一个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理论创新,最终探索出了具有鲜明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基于中华文明的创新性视角深入探究中国式现代化各阶段的创新缘由及理论和实践成果,有助于解密中国式现代化的遗传密码,进而继续完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最终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华文明时空传播观:基于“传播制衡”的本土视角

任何文明起源、传承与发展都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发生的,时间与空间是人类生命传播活动的重要媒介载体与观照维度。时空作为人类文明活动的经纬,不同文明的历史演变轨迹内含着不同的文明时空观。不同于西方传播以二元论区分时空的偏向问题,中华文明时空观呈现为“时空一体化”的“中和”追求。可以说,中华文明时空观整体上是“宙合”一体、彼此“制衡”的。两者呈现出既有张力又整体和谐的形态,体现着深层传播控制理论的色彩,更对应着“中和”平衡效果达成,展现出一种独特的“传播制衡”时空传播秩序与结构。总体来说,中华文明时空传播观嵌入着传播控制的意识,其最终以“中和”传播效果为旨向,在时空层面也同样展现着“求中”“守中”的整体文明价值与追求。

从龙文化看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研究、阐释和认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既要从宏观上进行综合性探讨,也要从微观上进行专题性研究。我们可以从各种文化现象中窥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中国龙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连续性最为典型的文化现象之一。本文主要根据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分析龙文化中体现的中华文明连续性,并认为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可以增强“文化自信”意识,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创新性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文明传播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形象重塑

从文明传播的视域来看,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实质是中华文明形象在现代的重塑。21世纪以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演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使文明传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提出,展示了中国充分的文明自信,推动中国的文明传播来到了以文明对话与互鉴为特征的新阶段。在新阶段开展文明传播,要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基,依据文明对话的新世界史观建立自主话语体系,“鉴”“戒”传统中国文明传播的“天朝模式”与现代西方文明传播的“帝国模式”,积极探索以多元文明观为基础的文明传播的文明对话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持续成功,则是当代中华文明成功传播和文明形象得以重塑的根本保证。

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突出表现、内在机理和意义价值

中华文明不同于“有古而无今”和“虽新而不古”的文明的地方在于它是“亘古亘今”“亦新亦旧”的文明类型。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既借助并依托人种民族的连续性、国土疆域的连续性、语言文字的连续性表现出来,也体现在道统价值的连续性、治统或大一统的连续性、学统或思想文化传统的连续性等方面。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是与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价值追求以及所创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传统美德、中国哲学品质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旧邦新命”是中华文明独特的国性基质和价值特质。“新故相资而新其故”“新故相推,日生不滞”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也正因为如此,使得中华文明发展起了一种“继往圣”“开来学”的文明精神,并赋予中华文化一种由古及今的发展机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具有深刻而高远的意义和价值,它不仅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走好中国道路的力量源泉,是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支撑,而且也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精神动能,丰富并发展着世界文明的范式、类型和谱系。

农牧交错地带:认识中华文明统一性的一个视角

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基础来源于各民族之间形成的你来我往、我来你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统一关系。农牧交错地带同时并存农耕与游牧两种生计方式,这种互补循环的关系使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在此区域内发生碰撞,在保留各自特质的同时又融合为一种独特的生计方式,在此基础上衍生出该地区特有的以嵌入和共享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式。农牧业生计方式的共生与融合带来经济方式的趋同化,加速了社会一体化进程。农牧交错地带的发展变化,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志于道”的文化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文化以“道”为本体,提倡“一体之仁”的价值观,这是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根本。正是因为以道治国,才能得道者多助,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在顺应天道的前提下与时偕行,革故鼎新,才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创新性;“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培养了中华民族“天下大同”的博大眼光和“天下一家”的开阔胸襟,对内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外形成“万国来朝”的国际局面,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化怀抱着“道并行而不悖”及“和而不同”的开放精神,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中合于“道”的部分相互吸纳融合,有悖于“道”的部分则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淘汰,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包容性;按照“天道好生而恶杀”的规律处理国际关系,必然采取慎战、德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

中华文明连续不断的历史逻辑与中国路径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经5000年毫不断裂而长存至今的历史现象,以二十四史为脊梁的历史文献和层出不穷的考古遗存是不容置疑的铁证。中华文明毫不断裂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依靠勤劳而开天辟地,不畏强暴而驱逐豺狼,才使得中华民族日益繁荣昌盛。中华民族具有的勤劳勇敢基因源自遥远的石器时代,是经历近百万年艰苦磨炼形成的,因此能够驱动中华文明持续发展。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现代意义在于,不但为世界文明树立了和平与文治的榜样,而且增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前列的信心。因此,应该努力贯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方针,尽力守护和发扬中华文明的传统。

“技道合一”: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内在逻辑与媒介化治理

数智技术带来传播生态变革,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挑战和机遇并存。立足媒介化理论所强调的“媒介能动性”与“技术-社会”互动勾连的分析路径,认为“技道合一”超越“主客”二元对立框架并与当下的媒介化社会现象呼应,其作为中华文明的构成要素与国际传播的逻辑诉求,契合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用中国理论指导中国实践的理念。未来的国际传播延续“技道合一”的媒介化治理理念,注重树立“人机物”日常互动传播意识、构建体系化的文明强符号并推进面向全球的媒介规制,这将有助于调和“技”“道”异化问题,进一步提升我国国际传播的影响力。

从三星堆考古看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脉络

三星堆六个祭祀坑的考古新发现,带给世人有关三星堆与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若干重大问题的新的思考。观察三星堆,需要从古蜀文明、三星堆与中原殷周文明的关系以及世界文明视野下的三星堆三个维度来开展。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三星堆文明诞生于中华大地,是古蜀文明对于中华文明的杰出贡献。三星堆青铜器所反映的神灵祭祀场景,是殷商时期重祀好巫文化的典型反映。对三星堆器物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开展更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从更为宏观的理论层面去分析比较三星堆所反映出来的文化观、宗教信仰、区域文明特色以及和世界上古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等问题,应当不仅仅是考古学所承担的任务,更需要多学科、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如此才能真正认识三星堆文明的独特价值和对世界文明所做的巨大贡献。

基于《黄河与中华文明》分析黄河文化在高校美育课程建设中的融入

黄河文化作为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文明成果,在增强文化自信、推动凝心聚力、践行时代使命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高校美育工作中融入黄河文化不仅能够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筑牢民族发展根基,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而且是中华民族向前发展源源不竭的动力。《黄河与中华文明》一书逐段梳理、娓娓道来,完整地呈现了黄河的地理全貌,高屋建瓴地讲解了黄河治理的历程和成就。该书逻辑严密、思想丰富、图文并茂,有利于读者深入了解黄河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真思考黄河文化在高校美育课程中的融入路径,体现黄河文化的思想精髓和教育价值。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视域下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探析

共同富裕思想植根于璀璨的中华文化沃土,它不是对物质维度的单一指向,而是统筹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实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重富裕,即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以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为全新视角,是全面解读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

长江文化之光照亮中华文明进程

长江与黄河都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长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考古学、遗传学、分子进化生物学等多学科研究显示,长江流域是世界水稻的发源地,由此引发了长江流域的农业革命,而农业革命则推动了城市革命的产生,促进了早期文明的兴起、形成与发展。在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进程中,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秦汉建立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后的2000余年间,中国曾出现过几次大分裂大动乱时期,黄河文明屡遭严重破坏,但中华文明并未中断,随着黄河流域人口、经济和文化南移,与长江文化实现了融合发展,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包容性、创新性、统一性与和平性在长江流域得到充分体现。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遭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侵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中华文明受到巨大冲击。中国在遭到外来侵略的背景下出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长江城市群随之崛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相继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三步跨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稳步前行。新时代新征程,长江城市群、长江经济带在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必将发挥更大作用。

礼的损益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礼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贯穿在中华文明核心经典“六经”中的精神。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坏乐崩”其实只是在中国古代社会转型时期礼的变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通过对礼学经典的整理与传承,对礼义的阐发,对周礼做了“创造性转化”,礼经过转型之后在秦汉以后以新的形态存在。在三礼学体系中,以国家为主体的《周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到重视,北方更是参照《周礼》的政治制度,说明礼对于促进魏晋时期的最终统一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春秋战国时期礼学的转型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礼学的发达这两个历史事例可以看出,礼在中国历史文化上的发展是连续不断的,是维系中国文化的统一以及中国历史的统一的重要文化因素,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主要内在动因。

中华文明“包容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生传播意蕴

共生传播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积淀的确证自我与他者、外在与内在有机融合发展的独特传播取向。换言之,共生传播成为言说中华文明何以延续五千年的传播机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何以从自在到自觉、自为再到自信的传播原理。作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之一的“包容性”体现着“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华民族是一家”“中华民族是一脉”观念背后的共生传播智慧,更落实在“中华民族是一体”的观念与实践交融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从而构建出以“心传天下·和合共生”为理论内核的民族共生传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