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中的退守——《中华民国民法典·亲属编》立法之痛

《中华民国民法典·亲属编》弃以往之"家族本位"转而以三民主义精神立法,从社会本位出发,尊重个人自由、平等;在夫妻财产之处分;离婚之自由;子女订婚等方面与以往法律相比进步明显;其规定了订婚自由,父母不能代订婚约;妻、子女可拥有自己之私财等现代法治思想;但对夫权、父权亦有保留,"家"之一章,更显其对旧制继承,此种进步中的退守令人惋惜。

《民法·亲属编》实施初期的妻妾身份之争——以广州《越华报》案件报道为中心的观察

1931年《中华民国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取消妾相对于妻的仆从地位、降低娶妻的仪式要求,使得原来泾渭分明的妻、妾、姘妇界限变得模糊难辩。法律的重大变化反应于普罗大众生活当中的情况,可以从当时广州销量最大的《越华报》相关案件报道中进行观察与分析。有别于过去的妻妾身份争议及其控辩策略揭示出从法律文本到通俗案例文本,法律精英"提升女权"的理想越来越被弱化处理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