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顾颉刚的“羌戎”研究及其对中华民族整体性探讨

顾颉刚对羌、戎民族史的关注和研究,既是其批驳伪古史建构新古史的学术过程,也是通过史学研究因应民族危机论证“中华民族是一个”,思考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史学实践。西北地区的考察与行走,让顾颉刚获得了新的身体和知识体验,而这又影响着他的民族史研究,使其在羌戎研究中更加注重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顾颉刚对羌人地位的关注和强调,为后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支持。

于式玉的藏学研究与中华民族整体性追求

李安宅、于式玉是藏学界的"天涯同命鸟",但相对李安宅而言,于式玉的藏学研究还没被学界充分认识。于式玉的藏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西北、西南及海外三个场域。就时段而言,大致是自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基本持续,少有中断。于式玉的藏学研究具有丰富而细腻的特点,其视野、角度与李安宅既相通,又有差异。贯穿于式玉藏学研究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全体大用",实际上是论证和构建中华民族整体性。

民国中后期张廷休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探索

张廷休是民国中后期值得关注的边疆工作者,曾任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司长,受命筹建国立贵州大学并担任校长,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构筑和边疆教育发展等问题都有不少论述,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和中华民族思想发展史上留下了不浅的历史痕迹。论证中华民族整体性,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不少学者的共同趋向。在1939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讨论中,张廷休提出"苗夷汉同源论",与顾颉刚等人具有共同的思虑,都秉持中华民族一元论的立场,力图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张廷休从地理学、人地学和文化三个维度对"边疆"的定义作了界定,认为三种"边疆"都是边疆教育的对象且有不同的内涵。他主张实施和普及边疆教育,以为"抗战建国"和"整个民族的复兴"打下基础。

抗战时期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研究与中华民族整体性探索

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民族研究,是抗战时期方兴未艾的中国人类学与边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学者在应对国家民族构建和边疆开发建设中所作的学术努力。华西坝学人对开发建设边疆及促进边疆社会文化建设提出的系列建议,贯穿了对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构筑及增强抗战力量的关切。他们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认识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思考,是民国时期中华民族思想链条上的重要环节,也与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学界对此问题的思考同频共振。

知识分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自觉——以李文实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为中心

全面抗战爆发后,广大知识分子有关中华民族的话语表述和历史书写随着国家危亡局势的加重而不断深入。20世纪40年代初,李文实考入齐鲁大学,跟随顾颉刚在内地求学,深刻感受到“青海、西北、国家”互动中地方关系的重要性,并将所学知识运用于西北民族历史地理及民俗语言的考证研究,撰写了汉朝与匈奴、唐朝与吐蕃民族互动交融的相关文章,亦对吐谷浑的历史源流进行了考证。20世纪80年代,在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思想的影响下,李文实进一步研究西北地区汉族、藏族、土族、撒拉族、回族等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进而在《藏族源流与汉藏关系》一文中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认为支撑此思想的两个前提为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和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从而提升了西北民族史研究的理论创新高度。李文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不仅对处理当今西北社会的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亦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顾颉刚与民国时期的边政研究

顾颉刚是民国时期边政学潮流中一位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他本是个有着学问嗜好的古史研究者,倡导并参与边政研究,既有其学术旨趣转移和一直关注中华民族前途的内在原因,也有国家时局变迁及个人境遇改变的外在动因。他对边政研究的倡导及对边疆问题的研究,在当时学界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即使不是历史的事实,也必然是未来的目标,这是顾颉刚倡导和参与边政研究的主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