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中华法律文化,共铸世界法律文明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涵之一,就是总结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在中华法律文化中,最能体现其特色和亮点的成果,就是一个法学学派即法家、一部著名律典即《唐律疏议》、一个庞大法系即中华法系、一门原创学科即法医学、一部经典判例集即《刑案汇览》、一个法律家群体即律家。正是这些成果,使中华法律文化跻身于古代世界法律文明之林。至近代,这些成果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日渐暗淡,不再辉煌。至当代,随着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如何将上述成果中的精华分离出来,予以发扬光大,使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优秀的文化遗产,并为铸造当代世界法律文明做出贡献,是当代中国法律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

中华法律文化精神中的六个重要传统

法律文化是地域性、民族性的知识和经验组成的体系。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应当从古代法律传统中汲取营养。中华法律文化成果中有六个传统和精神值得总结和借鉴:一是国家政体上的共和传统,二是国家管理上的贤哲传统,三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吏治传统,四是司法上忠于法律的"劲士"传统,五是注重法律实践经验总结和研究的法学传统,六是法律样式上的"混合法"传统。

中华法律文化视角下成渝地区民事信托文化建设研究

起源于英美法系的民事信托制度以信赖为基本思想,因缺乏文化继受土壤,在我国发展受限。民事信托文化的“诚信”理念在中华法律文化中多有体现,历史上也不乏与民事信托近似的实践。设计当代民事信托文化内容,应在传承古代文化因子的基础上,以新文化特质对其进行创新发展。成渝地区文化特质鲜明,正推进双城经济圈建设,人民财富传承需求高。应聚焦地方文化,结合时代背景,构建具有成渝两地特色的民事信托文化建设路径。

北方民族对中华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契丹、女真、蒙古为例

北方少数民族契丹、女真、蒙古的律法在中华法律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法律建制在承继中原法律文化所蕴含的“礼法合一,德刑相济”“法自君出,皇权至上”“忠君孝亲”等经典法制思想与“五刑”“十恶”“八议”等法律内容的基础上,结合本朝实际和民族特点变革创新,赋予法律新成分,构建了符合时代特色与民族特色的法律文化,并为此后的明清法律文化所承袭借鉴。瑰丽的中华法律文化是少数民族和汉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结晶,包括法律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在诸民族的交融汇聚中日益丰富。

中华法律述源

法律制度 简称“法制”。法制一般是指国家法律制度的总和，包括立法、执法、守法等内容，其核心是依法办事，建立一定的法律秩序。是关于统治者根据需要而制定的法律条款、审判程序和手续方面的规定。法律是一定经济基础的反映，又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各个民族或阶级建立国家后，都需要建立相应的。

略谈中华法律工具性传统

中国古代法的基本特征表现为法律为阶级统治工具。这一法基本特征的认识随历史流演逐渐积淀成一种固定的观念并存在于历代传统社会统治阶级治国思想中。传统法律观念制约了近代中国民主法治社会进程 ,并在现代和当代生活中仍旧发挥着较大负面影响。对该观念有必要正确看待 。

中华法律文化之起源考

中华法律文化源远流长,按照传世文献的记叙,早在黄帝时期就已经有了法律生活。《诗经》《周易》《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典籍记载的中国上古时期的法律叙事,能否从最近100年丰硕的考古出土遗存和文献中获得支持呢?就此从文化、法律文化和中华法律文化的内涵入手,全方位探寻当时人们的政治与法律生活,从社会不平等的出现、早期复杂社会的兴起、统一国家的形成等方面勾画中华法律文化起源的萌发概貌,从城市、文字及原始宗教等层面还原中华法律文化起源的孕育场景,并考证构成中华法律文化起源的三大因子即国家事务、民事和刑事等规范的诞生和成长轨迹。中华法律文化的起源具有原创性、多元性、渐进性、连续性、经典性等鲜明特征。中华传世文献中关于国家与法律的起源之记载基本上是可靠的,中华民族有着巨大的创造力,中华法律文化是人类法律文化中的重要一极。

中华法系与中华法律文化关系考辨

中华法系渊源于夏商周三代即已萌芽的中华法律文化,成型于6世纪末7世纪初周边国家对中国法的吸收借鉴。中华法系既来源于中华法律文化,包括法律的指导思想、法律的制度设计、运作法律的律家群体等,又凝聚、提升了中华法律文化。中华法律文化经由中华法系得以被世界关注与接纳,并成为人类法律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傲立于世界法律文明之林。

学术期刊与中国近代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以《法律评论》《中华法学杂志》《法学季刊》为例

近代以来,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成果发表的主要载体,伴随着近代中国学术知识体系的形成,学术期刊的出版发行日益成熟。以《法律评论》《中华法学杂志》《法学季刊》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法学学术期刊,虽然主办单位、出版周期和办刊风格各异,但在近代中国法学知识体系的形成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关于中华法系的研究、中外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以及英文版期刊的编辑出版,都对当下的法学学术与出版具有借鉴意义。从这三本法学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总体情况来看,重视传统文化、直面实践疑难、保持全球视野,是中国法学学术共同体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也理当成为中国法学学术与出版界继续坚持的学术风格。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问题及其传承路径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包括法律思想、法律制度的静态规范及动态实践。遵循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构成逻辑,可围绕核心问题并从以下五个论题分别探讨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路径和具体转换方式:中国传统法的理想性与现实性交织问题;中国传统法政关系的交互影响模式;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模式选择、原理;中国传统法律发展历程中的文化冲突、融合方式;中国具体法律实践中的传统智慧,并阐明各论题之间的相互关系。

推进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创新性发展研究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成功的“最大法宝”,是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两个结合”是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为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契机。“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未来需要以“第二个结合”为科学指南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第二个结合”铸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提升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创新性发展的思想方法,增强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因此,推进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创新性发展,应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产权体系,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文明对外传播体系。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先进性和文明性、实践性和人民性,符合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共同价值和科学理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应当高度重视并大力加强对有关国家和地区对中华法系以及域外法律文化转化融合经验的比较研究,走出一条“借鉴”与“双创”相结合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构建之路;应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法治基本原理同中国法治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推进“中医法学”与“西医法学”有机融合,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法治文明新境界。

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对成都市耕地生态保护的当代启示

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在理论基础方面形成了敬畏土地、顺应天意、遵循自然法则的土地资源保护理论;在规范体系方面建立了“礼”“律”“敕”“例”并行的保护格局。加强耕地生态保护需要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相契合,与生态振兴时代背景相适应。当前,成都市“非农非粮化”问题一度严峻,内源于生态保护价值引领不足、农民生态保护主体意识不强、外部主体履责协作不畅等因素。进一步优化成都市耕地生态保护,应当充分发挥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教化功能和指引作用,坚持和谐共生的价值引领,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共赢发展路径,实施“人与天和”的整体发展模式。

唐律的突出亮点: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于一体

唐律举世闻名,具有许多特色亮点,其中十分突出的一点是较为完美地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于一体。唐律较为完美地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于一体的主要特点包括法律思想要素、法律制度要素和法律技术要素的全面性,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和法律技术的成熟性,以及唐律文本、唐律实施和社会治理层面的成熟性。唐朝前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唐朝前期以人为本、礼法并用和慎刑恤刑等法律思想,以及唐律的制定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掌握与运用,是唐律较为完美地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于一体的成就条件。唐律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主要是刑法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可以跨越朝代和时代的界限,持久展现其特有的魄力,为后世所借鉴和传承。唐律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往往具有一般性特征,文明程度高,适宜在当代弘扬,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可以拥有长久的生命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注入活力并助力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司法裁判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特征与法律品格,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理论渊源和组成内容,对于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构筑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凝聚最广泛司法认同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司法实践中,做实“如我在诉”、坚持能动履职、追求德法并举、推进诉源治理、锻造法院铁军均是对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进入新时代,人民法院要始终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弘扬“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公正司法”的价值追求、“以和为贵”的司法理念和“法理情融合”的裁判方法,积极探索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司法裁判、夯实法治基础。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转化与发展——以“五对关系”为视角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法治领域坚持“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在立足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对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传统法文化智慧重新焕发蓬勃生命力。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元素,可以通过政治和法治(政法)、人和法治(人法)、此法和彼法(法法)、道德和法律(德法)、自然和法治(道法)五对关系的视角进行理解和把握。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与传承

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强调以德治国、礼法并举、义利兼顾等理念,注重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的维护,它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和包容性的特性。通过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具有的现代价值,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有效的传承路径,包括寻求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价值的对接、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学校教育、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纳入法治宣传教育规划、以新媒介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营造传承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社会氛围等,旨在为推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法治保障。

民族智慧的叠加:唐代中华法律文化的辉煌

唐代,是中华法律文化的鼎盛时期。以律、令、格、式为表现形式的法律体系发达、完善;以《永徽律》等为核心的法典,条文简洁、规定明确、逻辑完整;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律疏",对法典的制定过程、立法宗旨、基本内涵、条文沿革、法意法理和实施要求,注疏详尽、阐述透彻、通俗易懂;法律体系在现实生活中的贯彻实施也比较充分、有效。而光辉灿烂的唐代法律文化,并不是有唐一朝的产物,而是从夏商周以来华夏大地上各个时代各个民族法律知识、法律智慧叠加的成果。以此千年发展线索为契入点,对唐代中华法律文化的民族元素进行梳理,阐述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法律文化的精神,在当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具有突出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出版文创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传承探究

法律文创的研发运营既符合法治中国建设使命和时代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又符合出版单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企业责任。随着法治社会建设的推进以及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普及和重视,法律文创的潜力和价值正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发掘。在此背景下,出版单位应持续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思想精髓,通过“出版+法律文创”的模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大学生法治教育探微

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大学生法治教育,是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发展,促进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任务。落实这一任务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以对中华五千年法制文明的认知、领悟、实践为基础,以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精神为依托,以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力为内生逻辑,把握中华传统优秀法律文化融入大学生法治教育的一般规律,在资源借鉴、观念吸收、内容支撑、实践路径等方面切实提升大学生法治教育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