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五台山文殊道场中的龙神信仰——兼论唐宋中印文化交流

唐宋时期,作为文殊道场的五台山,龙神信仰十分兴盛。山中有大量有关龙的灵迹,龙的形象较为丰满,职能也较为强大。五台山文殊菩萨与龙神的关系既表现为镇压与被镇压之对抗性,又表现为代表与被代表之可调和性。二者之间的关系集中反映了唐宋时期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交融与互动。异质文化间的双向交流,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五台山区域文化。

基于设计事理学的中印窗制窗景比较研究——以退思园和风之宫的女性之窗为例

为比较探究设计事理学视角下中印窗制窗景设计的异同,从窗制窗景的背景概念出发,以中国苏州同里古镇和印度斋普尔风之宫的女性之窗为例展开可比性研究。文章采用设计事理学方法,对窗制窗景的形态进行研究,并将其纳入相应的建筑、空间和社会历史环境中,以便比较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通过对设计事理逻辑的分析,讨论了造成中印窗制窗景设计异同的三个层面,从设计主体(人)、设计对象(事)、设计成果(物)等角度进行剖析,探讨了导致中印窗制窗景设计异同的原因,旨在加深对设计文化本质和规律的理解。

2024中印关系沿惯性缓慢下滑

2021至2023年,中印关系缓慢波动下滑,双边关系分值从2.2分小幅下跌至1.95分,仍处于普通关系水平1,符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组上一次对中印关系作出的因“改善动力不足”而“延续缓慢下滑”的预测情况2。在上一次对中印关系的预测中,预测组认为中印合作动力不足而政治军事领域竞争态势加剧(如图1数据显示),除2022年2—3月因双方外长会晤出现小幅上升外,中印关系均处于持缓慢下降状态,其中2021年9—10月、2022年7—8月以及2023年3—5月、11—12月,中印关系出现了四次下滑,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军事安全和领土问题,基本符合预测组对中印关系变化的解释。

中印传统医学刺脉放血比较研究

放血疗法历史悠久,几乎见于世界所有传统医学中。其中,中医学和阿育吠陀都对刺脉放血有丰富的阐述。通过梳理《黄帝内经》《妙闻本集》刺血相关条文,发现两者对刺脉放血的部位、工具、操作和应用虽有类似,更各有千秋。《黄帝内经》之刺脉放血,其脉位深浅不一、工具以针具为首、操作以刺法为要、应用以病证兼备为实,重在刺脉之道;而《妙闻本集》之刺脉放血,分别强调浅表可视之脉、外科锐器、刺血手术流程、外科疾病,更关注刺脉之术。以《黄帝内经》《妙闻本集》为代表的中印传统医学承载着古老的东方智慧,独特的文化背景导向了不同的医学发展,两者的比较研究不但更新了时代对古代医疗的认知,还有助于医疗传统的继承创新。

地区冲突与国际贸易:中印边界冲突对子爵号飞机交付的影响

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几乎令中国引进子爵号飞机的计划流产。冲突发生后,印度政府实行民用航空管制,致使子爵号飞机的交付遇阻,并一度濒临失败的边缘。维克斯公司借助英国政府的力量,劝服印度政府最终同意飞机停靠印度机场,向中国交付六架子爵号飞机。冷战东西方贸易管制之下,中国与西欧国家的贸易不仅受限,而且还会受到周边形势的影响。这是冷战时期中西贸易关系的基本特征。在国际贸易关系当中,签订贸易协议和合同之时,应考虑并评估地区安全环境和风险系数,防范突发事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事发后政府可发挥积极作用,减少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中印公路的筹修与交涉

中印公路又称“康印公路”、“滇印公路”、“史迪威公路”,是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修筑的中国至印度的国际通道。广州沦陷之后,中国海上国际交通线被日军封锁,国民政府计划修筑一条经西藏到印度的国际交通线,以支持长期抗战,并解决一系列内政外交国防问题。英国政府为保证自身利益,意图将西藏置于中国、苏联、印度的“缓冲国”地位,反对国民政府修建经过西藏的中印公路。在英国的怂恿下,西藏地方政府改变与中央政府的合作态度,拒绝中印公路勘测队进入西藏,由此引发国民政府与英国政府、印度政府及西藏地方政府的反复交涉与折冲,更导致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军事对峙,诱发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的设立。国民政府作出妥协,改建中印公路南线,暂时放弃经过西藏区域的北线,但在日军的进攻之下,中印公路南线的修建被迫搁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盟军的介入下,中印公路才得以修建完成,且经过的路线几经修改,其本身所蕴含的政治与国防功能大大降低。

印度智库对中印关于“全球南方”领导权之争的认知评析

研究印度智库对中印关于“全球南方”领导权之争的认知情况,不仅可为推进新时代中国“全球南方”外交议程进入全新发展阶段提供必要情报支持,也有助于持续深入推动南南合作。本文选取6家印度主流智库的22份代表性研究成果作为研究样本,采用文献分析法、定量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考察印度智库对中国在“全球南方”的角色定位、影响以及如何应对等问题的主要认知及特点。研究发现,受意识形态、现实利益和权力竞争因素驱动,印度智库对中国引领“全球南方”总体上以负面认知为主,且认知演变趋势持续趋于强硬,普遍忽视中国在南南合作中的推动作用。对此,本文建议,应加强中印交流对话,增进互信,重视价值引领,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南方”外交话语体系,推动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共商共建共享。

印度军方的中印边界战争记忆及其问题

印度军方最初的中印边界战争失败记忆是极其苦涩的,这种记忆既来自于战场上人员死伤被俘、军事溃败逃亡等恐慌体验,也源于印度国内各界批评、嘲弄、追责等屈辱感受。随着印度国内政治形势和社会氛围的变化,印度军方开始重构战争记忆,竭力塑造战争受害者身份和英勇抵抗者形象。印度军方的战争记忆既推动了印度的国防建设和安全体制改革,也在印度社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同和传承。然而,印度军方的战争记忆长期遭受异议和质疑,存在接受程度有限问题。

沟通中印两大文明的当代使者:谭中

本文旨在探讨当代印度华裔汉学家谭中教授在中印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贡献。谭中教授以其深厚的中文功底和家学渊源,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杰出代表。他的研究涵盖广泛,通过对其研究和著作进行分析,了解他在传播中国历史、文学及古代文化方面的贡献,可为两国人民提供宝贵的知识,促进彼此之间的理解与友谊。他的成就不仅在学术界获得广泛认可,也为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和互利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BCIM)中的印度角色分析

自2013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BCIM)被正式提出和推动以来,印度一直保持高度的关注和警惕,其立场也从初始的欢迎到逐渐的冷淡乃至于如今的搁置。印度之所以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持消极立场,是因为印度认为中国倡导的这条经济走廊有地缘政治因素,担心走廊的建设将损害印度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削弱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影响。为了阻遏和反制这一走廊,莫迪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举措,提出印度版的互联互通倡议、推行“邻国优先”政策、采取外交上的合纵连横等。印度政策的目标在于维护其战略利益,遏制中国在南亚和东南亚日趋上升的影响力,塑造有利于本国的战略环境。印度的消极立场必然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推进产生诸多负面影响,使得南亚地区形势更加复杂,安全困境加剧,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断。

中印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

随着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兴起,数字经济强势崛起,数字服务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为进一步明确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长短板,挖掘新的增长潜力,文章基于中国和印度两国数字服务进出口数据,构建TC指数和RCA指数,对比分析两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情况,为此提出提升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相关措施。

术中印片细胞学联合快速冷冻切片诊断甲状腺髓样癌1例

甲状腺髓样癌(medullary thyroid carcinoma,MTC)是由甲状腺中产生降钙素的滤泡旁细胞(C细胞)发生的一种恶性肿瘤。本研究收集1例散发性MTC并联合运用术中印片细胞学HE、巴氏两种染色辅助冷冻切片诊断,以提高基层医院术中诊断MTC的敏感性和准确性。1材料与方法1.1材料患者女性,64岁,1个月前体检时无意中发现左甲状腺肿块,无明显疼痛不适,后于上级三甲医院行B超检查。

中印网络空间合作:现状与前景

网络空间合作的开展基于国家间的互信建构与利益融合,难以脱离大国关系框架而发展。作为发展中大国与信息大国,网络空间合作日益成为中印两国的关注重点。在打击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以及相似的网络空间发展战略的共同驱动下,中印两国借助双边与多边合作机制,在网络安全、打击网络犯罪、数字经济等领域已开启部分合作。由于中印双边互信缺失,中印网络空间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且面临心理认知、新兴技术与国际舆论层面多重因素的制约。尽管未来中印网络空间合作存在广阔机遇,但从目前的中印关系现状出发,两国开展网络空间合作的前景不容乐观。只有中印关系顺利恢复和改善,重新培育双边互信,两国网络空间合作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中印边境贸易历史变迁及特点研究

中国西藏与印度的边境贸易历史悠久,从两国贸易协定及印度颁布的边贸议案或通知解读中印边贸发展历程,大体分为五个阶段:印度继承在藏贸易特权、中印协定签署后边贸正常化、西藏民主改革时期贸易转折、边贸恢复后缓慢发展、乃堆拉山口贸易重启后边贸扩大。通过分析边境贸易的不同历史阶段及特点,研究提出发展边贸相应的对策。边贸受中印两国关系起伏影响,强边是新时期四件大事之一,要确保西藏边防巩固和安全的同时发展边贸,从而实现边境的繁荣发展。

从不信任到信任:“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印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关系的应有转向

中印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面临学生交流规模非常小且层次偏低、校际合作少、科研合作不足、合作办学处在起步阶段、语言文化交流有限等诸多问题。双方之间不信任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最根本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教育交流信号模糊与知觉错误;教育合作显性契约松散,隐性契约脆弱;认知存在偏差,教育交流通道兼容性低。“一带一路”倡议为创建走向信任的中印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关系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为此,两国需要释放教育交流诚意信号,深化教育国际化政策对接与高层接触;优化教育合作显性和隐性契约,拓宽教育交流合作渠道;整合教育交流合作优势,提高互惠依赖度;营造和谐交流软环境,提升教育合作影响力。

中印服务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分析

中国与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具有巨大的市场规模与发展潜能。近年来,两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本文在分析中印服务贸易发展概况基础上,采用按EPOBS划分的服务贸易数据,通过测算服务贸易各行业的RCA与TCI指数,对中印两国在服务贸易中的竞争性与互补性进行探讨。结果表明:中国在服务贸易规模上领先印度,而印度在贸易结构上更具优势,两国在服务贸易中存在竞争的同时也表现出较强的互补性。可见,中印两国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应不断加强贸易往来,促进两国贸易迈向新的台阶。

“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印经济关系的影响及中国应对

2022年美国启动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印度作为创始成员国有利用IPEF影响中印经济关系的主观意愿,中国也必须面对美国利用IPEF影响中印经济关系的客观事实,所以未来一段时期中印经济关系必将受到IPEF的影响。本文分析了IPEF对中印经济关系的潜在影响,并建立博弈模型探究中国的应对策略。本文认为,印度参加IPEF将使中印经济关系的竞争性增强,合作阻力增大,但中印经济关系的本质仍将是合作与竞争并存;中国反制及其成本引起印度损失的大小将会影响印度参加IPEF的概率。中国应主动加强与印度的经济合作关系,增强印度对华经济往来的获得感和依赖度,降低IPEF对印度的吸引力。

习近平关于中印关系的指导思想与新时代中国对印外交方略探析

习近平关于中印关系的系统和深刻论述回答了新时代发展什么样的中印关系和如何发展健康稳定的中印关系的问题,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我国开展对印外交工作的科学指南。面对当前世界局势深刻调整、中印关系陷入发展瓶颈的状况,习近平强调中国和印度的发展目标息息相通,两国都应该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将中印关系打造成高度互信的“紧密的发展伙伴”“引领增长的合作伙伴”和“战略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随着世界格局的演变和多元文明的复兴,中印关系具有与日俱增的重大性、多种因素交织的高度复杂性和局部态势恶化的反复性,因而我国在对印外交中更需要以两国高层共识为引领、增强互信,牢牢把握发展这个主线、减少外部因素干扰,合理管控分歧、实现合作与斗争的统一,增强两国之间尤其是青年的交流,加快建立和完善领导人会谈成果转化落实机制,将两国领导人会谈的有益成果及时转化为切实遵循的外交方略,有效提升中印两国关系水平,以中印外交的健康稳定发展为我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劲的发展动力和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印关系嬗变及出路

加勒万河谷事件后中印关系进入“低位震荡、摩擦频仍”新阶段。印度逐渐放弃不结盟外交传统,在“多向结盟”基础上联美制华态势日益明显。印度对华政策的投机性、冒险性突出,对华合作的政治意愿及内在动力均呈递减。鉴于中印关系内涵与外延、内在动力与外部环境均已发生重大变化,两国应尽早适应摩擦增多、合作递减的双边关系新常态,拓展友好合作与敌意对抗两端之间的战略模糊空间,共同探索新阶段两国相处之道:重温初心,坚持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共同演进,在和平竞赛中实现战略稳定;务实合作,绑牢经贸投资利益纽带;畅通沟通渠道,防范战略误判与擦枪走火;面向未来,重振文明对话,积极培育社会联系网络。

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可行条件、现实挑战与路径探索

中印两国携手共建共享中印安全共同体,对于缓和两国关系、维护区域安全稳定乃至共创“亚洲世纪”与“世界未来”都具有重要意义。传统安全共同体理论和国际共生思想、中印文明互鉴的价值基础及互惠互利的现实需求和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实践经验等,为新形势下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提供了思想指导与可行条件。但是,由于印度对中国存有信任缺失与认同危机,并从海陆双向对中国采取了诸多制衡举措,给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带来诸多现实挑战。未来,中印两国需要通过文化交流凝聚价值共识,以战略互信促进互利共赢,以制度规范制订优化框架设计,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为突破口,并逐渐拓展中印安全合作的领域和范围,丰富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的内容,才能为增进中印关系和破解中印安全困境、维护区域安全稳定贡献中印两国的思想智慧与实践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