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佛教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纽带作用——以戴季陶访印期间的两块碑志为例

1940年11-12月,戴季陶访印期间在中国学院和中华佛寺勒石为记,强调佛教之于中印双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这两块碑志已成为中印两国抗战时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我们将以这两块碑志为例,进一步探讨近代中印双方以佛教作为文化交流纽带的共识是如何形成的,而且这种在特定时期形成的共识是否还具有当代价值等问题。

顶层设计之于中印文化交流

中印文化交流已有2000余年历史,在这漫长而又短暂的时间长河中,中国高层的顶层设计始终起着关键性作用。西汉的"凿通西域"、东汉的"夜梦金人"、唐朝的"并用三教"、明朝的"航海贸易"以及新中国的"发展与亚非拉国家友好关系"等均是中印文化交流的源动力。在新时代的当下,中国继续发展与印度的文化关系依然重要,但"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印文化交流已无成法可依。因此,国人只有锐意进取,在习近平实践"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顶层设计方略的指引指导下,努力推进和发展中印文化交流,才能使之适应新时代,成为实现"中国梦"的正面因素。

1924年泰戈尔访华对中印文化交流的影响

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1924年的泰戈尔访华,不仅沟通了自清末以来几乎中断的中印文化联系,带来了突破宗教方面的广泛交流,而且促成了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的创建,从而带动了以中国学院为中心的中印学术交流,同时,泰戈尔访华还开创了以两国语言直接交流为特点的印度中国学研究之路,推进了古代与近代研究并重的中国印度学研究的发展。

从中印文化交流谈起

建国三十多年来,我们在东方文学的研究和教学领域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同东方文学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创作情况相比,还是很不够的.这种落后局面,必须迅速加以改变.以便更好地促进我国同东方各国的文化交流.我国和亚非各国人民之间,很早就有着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优良传统.这种交流,促进了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仅以中印文化交流来看,印度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天府之国与中印古代文化交流

古代中印文化交流曾经是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而天府之国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物产成为西南丝路的起点。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考察天府之国在中印文化和物质交流史上的重要位置。根据《史记》记载,这里与印度的交往至少开始于公元前2世纪以前。从张骞在大夏国看到蜀布、邛竹杖的记载可知,天府之国到西域还有一条久已存在的丝绸之路——西南道。在更早之前,印度人很有可能就是从中国西南方得知了秦国的存在,并开始称中国为"秦"。关于蜀锦在南亚次大陆的传播,汉文史籍中的相关记载远不止张骞在大夏见到蜀布一例,还有《后汉书》《魏书》《洛阳伽蓝记》等文献中的相关资料。除文字记载外,考古资料也值得关注。从三星堆发现的海贝可以推测,天府之国与印度的贸易往来可能在3400年前就已出现。此外,最早的印度侨民和他们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商业活动,同样可以印证天府之国在促进古代中印佛僧往来、发展佛经汉译与刊刻事业等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cīnī问题——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

我在《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前言》中写过一段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如下的推测:中国唐代从印度学习了制糖术以后,加以提高,制成了白糖。同时埃及也在这一方面有所创新,有所前进,并且在元朝派人到中国来教授净糖的方法。实际上中国此时早已经熟悉了这种方法,熬出的白糖,按照白图泰的说法,甚至比埃及还要好。这件事从语言方面也可以得到证明。现代印地语中,白糖。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文化交流——以古代中印艺术交融形成的“青绿山水”为视点

中国魏晋时期,在各种思想、文化涌动的同时古印度、西域的佛学、佛教艺术深刻影响中华大地,其为中国艺术家打开了全新的视野,随即在中华大地展现全新的世界文化融通景观。中国的"青绿山水"便是在此背景下孕育而成,本文从其技法、色彩的借鉴中发现其"世界性"因子和中国儒、道哲学影响下的"民族性"特征,从而论证具有代表性的青绿山水画在"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中,可作为"纽带"联通世界,树国家新形象,增益各国文化交流。

中印文化交流40年回顾——祝贺中印建交40周年

1950年4月1日中国和印度建立外交关系至今,已整整40年了。这期间,两国间的关系,大体上经历了友好-挫折-趋向友好的阶段。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往来,虽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内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但一直是持续和发展的。近几年来,由于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两国间在政治、经济、文化、贸易和科技等各个领域的相互交流有了新的较大的发展。究其源,是两国的历史、文化及国情把两国联系在一起。

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的谭云山教授

谭云山教授在印度生活近五十年,他以献身的精神和坚毅的努力,为中印两国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为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曾在一九五七年增选他为特邀委员。印度国际大学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授与他该校最高荣誉——Desikottam。

“我的梦”,再踏中印文化交流路

今年是中印建交60周年,被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艺术家"的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受中国驻印度使馆邀请,于5月16日、17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卡玛尼剧场演出大型歌舞《我的梦》。这是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第二次赴印度文化交流,今年1月还曾前往印度南部举行过大型慈善义演。

中印丝路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中印丝路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中印丝路文化交流、中印丝路景观变迁、佛教文物艺术研究等方面的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通过独到的视野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多元集纳,互动创新,让我们受益匪浅。会议上,专家学者们最新研究成果质量之高、对西域文化的兴趣之浓厚,都远超我们的预料。可以说,这次的学术研讨会,不仅增进了我校同中华佛学研究所、法鼓佛教学院等与会单位的友谊,也促进了大家学术经验和科研成果的传播和交流;不仅推动了关于法显、玄奘、义净等大师西行的文化交流研究,也拓展了我们在西域文化研究方面的领域和手段。

论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主体意识

文化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含物质文化、人身文化和精神文化。文化交流即不同人群关于人化产品和人化活动的互换互往。中外文化交流远在春秋战国时就已开始。直到17、18世纪,我国文化一直处于交流中的主动地位,大为西欧文化精英所崇拜。此后一个时期则处于被动之中。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们进入了交流的最好时期.要取得交流的最好效果,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的主体意识。主体意识有不同层次和不同性质的分别。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必须排除“死守传统,盲目排外”和“鄙弃传统,西化崇洋”这两种病态的主体意识,当前主要注意后者。我们要站在中国人民的本体上,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外国,既吸取又给予,做到中为外用,洋为中用。

近代以来中印人文交流中的中国因素探析

中印文化交流的深度及广度自隋唐时期达高峰之后,盛况难以再现。近代以来,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也打开了国人的眼界,中印文化交流也在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命运的思考与探索中得以再续。本文试图以近代以来①中国对印度的关注、认知、研究以及在这种交流互鉴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国文化向印度传播的历史现象等为考察对象,回顾这期间中国因素所主导推动的中印文化交流历程,在陈述历史的同时,分析总结近代以来中印文化交流中中国因素的特点——特别是其推动中国文化向印度传播的特点,以为构建中印人文交流机制提供借鉴。

东方文明的气质与中印研究的灵魂——探讨“中印学”的目的与任务

"中印学"(中印研究)应该根据季羡林"天造地设"的话深刻认识中印之间的特殊关系,深入研究中印文化交流使得中国大变样的具体细节,使这一历史成为"地缘文明范式"典型,可以成为今后发展中印关系的指南。

在印举行敦煌艺术展览暨中印石窟艺术讨论会

为了执行中印两国政府签订的文化交流协议中1991年的交流项目,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先生,率研究员史苇湘及赵俊荣、杜永卫一行四人,于1991年11月24日至12月27日赴印度新德里,举办了敦煌艺术展览,并参加了中印石窟艺术研讨会。这次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的敦煌艺术展览,是继50年代之后的第二次,展品57件。

从沈括的《梦溪笔谈》看中印古代文化交流

中国和印度都以自己辉煌的古代文明著称于世。我们这两个国家自古以来就象太平洋与印度洋一样互相毗邻、互相交流、互相激励,在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自己美好的一章。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象法显、玄奘那样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的先人,他们为中印文化交流史留下了不少象《佛国记》、《大唐西域记》那样的专门著作。这给我们今天对于中印古代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这些专著之外,在另外一些学者的别的著作中。

谭云山与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及中印学会--兼对若干史实的考证

谭云山是现代著名学者,为了中印文化的交流,他在中国发起创建中国中印学会,又与泰戈尔一道创建了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并以此为平台,在印度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播中国佛教文化以反哺印度,为促进中印睦邻友好关系几乎奉献了毕生的精力,被誉为“现代玄奘”。但是由于多种原因,现存文献中对谭云山一些事迹记载不详,甚至完全阙如,导致研究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根据新发现的文献资料,中印学会创建动议的提出者应是清末报人后潜心研究佛学的安徽怀宁人何雯。泰戈尔也“本有斯意”,而后与泰戈尔结识的谭云山则为具体落实者。关于中国中印学会的成立时间,经过考证,应是1933年而非1935年。谭云山为主要创建人的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和中印学会为中国文化在印度的传播,增进中印两国的了解和友谊作出了积极贡献。

季羡林论21世纪东方文化将复兴

当前世界文化发展面临困境,全球性危机层出不穷,寻求世界文化未来发展新出路成为当下学术界关注焦点。季羡林东方文化复兴观对于解决当前学术困境和现实困难具有指导价值,具有研究必要性。本文从文化发展规律和东西方文化思维差异角度系统阐述季羡林"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观点;并从中印文化交流历史渊源、呈现特点和现实需要角度阐述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是东方文化复兴关键",力图展现季羡林东方文化复兴观的价值意义。

中外文化交流与中国史料

《文史知识》编辑部的同志要我谈谈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看法。留学德国的十年,我主要从事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的学习和研究,回国后资料缺乏,工作无法开展,于是转向了中印文化交流这个课题。我有一个基本的看法: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一个民族的发展,一种文化的发展,有自身的动力,但永远离不开向外部世界学习。如果没有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与龟兹古国

溯源在东方,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亘古矗立着.在这些横贯万里的连绵山峰南北,闪烁着人类文明的光芒。这就是伟大的古老的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的诞生。这两种文明由于被雪山高原隔绝而长期不得勾通,所以各自都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但也正因为共同拥有喜马拉雅这世界屋脊,中国和印度之间就在灵魂深处有着深刻的关联,这两种人类文明实际上存在着非常厚实的互相融汇贯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