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岳酬唱后的“诗禁”与朱熹“中和说”之变

朱熹与张栻、林用中在乾道三年的南岳酬唱之后,有一个禁诗之约,旋又解禁,体现了朱熹作诗与学道的矛盾态度,并带有"中和"思想转变的印记:其"中和旧说"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且从气化的层面上讨论心体的流动,不免造成情、气的放逸;而乾道三年前后朱熹逐渐关注的"敬"的工夫,则是对情、气的约束。而这两方面对诗的作用是相反的,也是朱熹作诗既忘情又警惕的矛盾症结之所在。随着其"中和新说"的形成,即以未发为"性"、已发为"情",朱熹在情感控驭方面有了新的进境,如何使诗作富于生意而又情感平和成为他更高的诗学追求。

论阳明良知学对朱子中和说的转释

朱子以《中庸》之中和问题为起点,苦参未发之中的问题,提出"中和新说"而确立其哲学思想的起点与基石。朱子将中和问题分解为未发的涵养用敬和已发的格物穷理,而大力发挥格物说。阳明之学则以苦参朱子的格物穷理问题为起点,经龙场悟道而回到中和问题,从而以本体良知含摄已发未发,并在体用、先后、动静等问题上全面展开论述,对朱子中和说进行了深入的转释。

“中和说”读评——关于《晦翁学案》所录“中和四说”的读解与评析

涉及朱子"中和新旧说"问题的相关文献,篇目较多,而由黄梨洲父子所纂、全榭山次定的《晦翁学案》二卷,其中编录的关于朱子论"中和"问题的书信,仅取四封,直接采用刘蕺山《圣学宗要》中的"中和说"编次、节录及相关按语;其后,黄氏也作了相应述评。本文主要就《学案》所录朱子"中和说"做一番细致读解,并尝试对蕺山及黄氏按语进行具体的评析。

“主敬立本”与“穷理进知”--“中和说”对朱子为学工夫的影响

中和旧说的“心为已发”和格物思想都处在偏“动”的一面,导致格物没有“大本”的确立,造成没有方向的穷理,已发的心灵活动难以去把捉变化的“一息之念”。朱子带着旧说的疑问,走向了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为学路径。随着中和新说的提出,朱子的心性思想由原来的“心为已发”变为“心贯通于已发未发”,工夫也就变为未发的存养和已发的省察,“主敬”的工夫也贯通于存养和省察之间。朱子在中和新说的影响下,走向了“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的道路,这也影响到其格物思想的发展,在大本已立的基础上去格物,人之主体性的知识将不断扩充,心之全体大用亦会渐渐明朗。

夜气与天机——朱子走向“中和旧说”的一条线索

“中和旧说”的提出并非朱子简单接受湖湘学派的结果,这一思想的核心旨趣也与张栻不同。实际上,李侗静中工夫的提点与朱子固有的“天机活物”的哲学意识对于“中和旧说”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李侗在绍兴二十七年向朱子提示的静中涵养工夫,引发了朱子对“夜气”的关注,“夜气”也由此成为朱子走向“中和旧说”的重要线索:朱子将“生夜气”转变为“存夜气—良心生”的结构,又从“流动之机”的角度将夜气引向了天地之心与仁体,之后,朱子在隆兴二年将张栻的“察识涵养”嫁接入“存夜气—良心生”的工夫结构,形成其“中和旧说”。但朱子与张栻的讨论“三日夜而不能合”,原因就在于朱子心中“天机活物”的哲学意识与张栻不同。不同于牟宗三等人对朱子“不活动”的理解,朱子的“生夜气”“天机活物”实则主动,而张栻主静。“中和旧说”这一形成线索的揭示对于理解朱子哲学的核心形态、朱子思想的来源以及朱子对其同时代哲学的挑战和革新有着重要意义。

北宋道学的“中和”说——以程颐与其弟子“中和”之辩为中心

本文以程颐与其弟子吕大临与苏季明的“中和”之辩为中心 ,围绕双方辩论的焦点 :中和的名义、已发与未发的工夫、应付情感的方法等 ,详细考察了北宋道学家视野中的“中和”说。本文认为 ,程颐与其高足的“中和”之辩 ,体现了心性二元论的道德理性主义与心性一元论的道德直觉主义的交锋 ,一方面重新开启了《中庸》“中和”说的不同视域 ,另一方面也为朱熹乾道五年的“中和”之悟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契机。

中和新旧说剖析

中和新旧说剖析金春峰（人民出版社）乾道五年己丑，朱熹对“旧说”觉其非是，作《已发未发说》、《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提出了“新说”，学术界称“己丑之悟”、“中和新说”。“中和新旧说”是朱熹建立自己思想体系的起点，分析它的实质及两说区别之所在，对于弄...

“心”在朱子中和说中地位之提升

朱子新旧中和说在其思想的发展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学者往往将其视为梳理朱子庞杂文献,探寻朱子精微义理的锁钥。本文也拟重新分析该问题,梳理朱子的思想脉络。文章将历述“中和说”的过程和成果,朱子在各阶段中对本体、工夫和效验具有不同体悟,给出了不同表述,在这个过程中,心在各阶段中地位的变化起了关键作用。本文还将自然地表明本体、工夫、效验三者是怎样浑然一体,不可割裂。

朱熹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思想演变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 ,已发未发问题又被称为“中和”问题 ,朱熹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曾经历过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重要变化。在旧说中 ,朱熹主“心为已发 ,性为未发” ,在新说中 ,朱熹主“心贯乎已发未发”。相应地 ,在修养方法上 ,朱熹也一改旧说的“先察识后涵养”而为新说的“涵养于未发 ,察识于已发”。正是在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这一思想演变过程中 。

“中和旧说”前后朱子哲学中的“居敬”工夫

朱子哲学的研究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要领域,其工夫论更是集理学一系相关理论的大成。"中和旧说"发生的前后是朱子工夫论形成、发展和延伸的阶段。在此期间他对于道南学派的工夫论有了比较成熟和批判性的见解,同时对于湖湘学派的哲学思想也有了相当程度的领悟,这体现在他对于"已发"、"未发"等诸多命题的探讨中意识到了"敬"与"静"之间不可割裂的联系;同时强调在"居敬"工夫中,心体与性体扮演的重要角色。不仅如此,在中和旧说之后,朱子的主"敬"工夫学说有较为明显的孟学色彩,从而在"中和新说"产生之前,初步构筑了以"居敬"涵养工夫为主要特征的工夫学说。

朱子参悟“中和旧说”考辨

"中和旧说"是朱子思想的重要内容,诸多学者从各个层面对此进行了精彩的讨论。文章将顺着诸位前辈学者的成果,对朱子"中和旧说"形成的年代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考证,具体说明"人自有生四书"的先后次序问题,即"四书"作于丙戌、丁亥之间,且次序相承。同时分析"中和旧说"的义理内涵,说明"旧说"是彼时朱子思想演进历程中的一个不断变化的部分,并非一成不变的定论。

朱熹新旧“中和”说浅析

对"中和"思想的探究是朱熹真正建立其哲学体系的开始。朱熹的"中和"思想历经了"中和旧说"与"中和新说"两个阶段。旧说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论之,新说则从心统贯"未发已发"角度来论之。虽几经曲折,但逐渐确立了以"心统性情"来融摄"中和"思想的哲学体系。然朱熹虽以孟子的心性、道德思想作为其理论依托,但最终成就的则是与孟子不同的一套为学路向。

试论子思遗说

子思将西周政治理论的"天命论"转释为人性根源,并标举"中和说"以将"情感"与"德目"相联系,儒家学说遂能推极于自然而归本于人事。"五行论"则以《礼记·表记》为坐标,知子思以水火土比附于父母,但尚未有严格之"五行即五常"的思想。"仁义内外之说"可藉《中庸》以窥子思"成、诚"尽性的学说,确立人性美善并得自然扩充、内外一贯、本末终始的体系,铺陈出严密的、动态的、内外相拓复相制约的人性论,为孟子性善之说,奠立了重要基础。20世纪初,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影响深远。近世学术界治古文字学及古文献学的学者,藉此方法获得不少新结论。然而,研究简帛佚籍之中的思想史问题时,因涉及抽象观念的分析、思想体系的比较,以及思想流派的发展等三方面的问题,并非简单标举"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旧材料"一语即可,"二重证据法"能有多少效用就值得怀疑。若先就传世文献及思想史发展之大势考察子思的遗说,再一一检视出土简帛文献的内容,将可以更为慎重、精准地重新勾勒先秦儒家思想谱系。

从“已发”到“未发”——李侗对程颐“中和”诠释的转变

“中和”思想源自于《中庸》,因其丰富的心性理论为宋代理学家所重视。北宋学者程颐从“已发未发”的视角对“中和”概念进行重组建构,将其抽象、提升为心性论的高度,并提出了“已发之后求中”的心性理论。而南宋学者李侗将程颐的“中和”概念进一步内化,提出了“未发之前求中”的心性理论,更加突出了“心”的作用。李侗对程颐“中和”思想的全新阐释,在宋代《中庸》的研究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朱子“中和”思想发展过程辨析

由朱子探讨"中和"问题的书稿汇编成的《中和旧说》应当包含"丙戌之说"和"己丑之说"。师事李侗时期朱子已经有了"中和"思想,但基本默守师说,直到遇到张栻后才进行深入的探讨,并产生了理论上的突破。其所形成的"中和说"中的"心性情三分"也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但不能凭此判定朱子思想是否成熟。

从“别有一物”到“自有安宅”——重思朱子“中和旧说”的发展

乾道丙戌与己丑的两次“中和之悟”被认为是理解朱子思想的关键节点,但是,朱子的思想如何从“旧说”一步步发展到“新说”,这中间的过程学界尚缺乏充分而完整的讨论。文章以“中和旧说四劄”为核心文本,将其区分为三个主要的义理层次:对于“未发”的安顿,对于“已发”的描述,对于“主宰”的寻求。这三个层次就义理形态上来说有着各自的独立性,但是在“中和旧说”的系统中又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在此基础上,“中和旧说”的发展并非单线条、直线式的思想演进,而是朱子多重对比后的选择,由此可以显现出“中和旧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和新说”产生的必然性。

“乐”与中国古典诗学

在我国古代先民的艺术实践中，诗、乐、舞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先人论乐的内容实质上也是论诗的内容，关于乐、舞的理论批评，也是关于文学的理论批评。本文通过论析先秦诸子的乐论思想，指出他们所提出的美学主张是我国文艺理论的思想源头，并构成了我国古典诗学的基本特征，即以感物为本的“物感说”，侧重言志的“表现论”，崇尚“中和”的审美思想和强调教化的“文道论”。

《宋元学案》对朱熹思想的诠释与评价——以朱熹性论为中心

四因论中形式因与质料因的内部构成说适用于解释儒家尤其是朱熹理学的万物构成说及性气二元论。因此黄宗羲、黄百家父子编纂《宋元学案》,以天主教魂三品说比附朱熹的性论,又基于理气合一论主张人与物因气之差异而理亦相异,批判了朱熹依据道德理性之偏全区别人物之性的"性即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