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雅俗流变与中唐乐人诗的新开拓

中唐雅乐建制整体处于停滞状态,俗乐却因为君王喜好及朝廷鼓励与政策支持、宦官集团的高度重视及藩镇的着力追求而走向全面活跃,这种发展格局带来了中唐宴乐之风的全面兴盛。由于诗歌的创作与表演是中国古代社会宴会的传统内容,宴乐之风的全面兴盛对中唐诗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受此风气的影响,作为中唐音乐诗重要类别的乐人诗有了新开拓:就内容而言,淡化了乐人的容貌描写,重视刻画他们的表演神态,并以容貌来反衬精湛的技术;注重乐人的技艺描写,详及表演的过程、曲目和歌辞等;全方面描绘乐人的生活,包括拜师学艺、受雇表演、日常生活和人生归宿等;深入乐人的精神世界,涉及其对音乐的热爱精通、丰富情思、文学才华及对友谊爱情的珍视等。就情思而言,不但表达对宴会主人或乐人雇主的感谢,而且涉及诗人的自我人生感怀、对社会弊端的批判以及对过往历史的反思等。全面考查音乐雅俗流变、宴乐之风及中唐乐人诗三者的关联,对于了解唐代诗歌发展历程的丰富及审美风尚的变迁等有重要的价值。

中唐士人园林设计美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中唐时期产生了一系列园林设计美学范畴,对中国园林美学首次作出本体性确定和规范。以中唐士人园林为研究对象,借助白居易、柳宗元、裴度、李德裕、牛僧孺等中唐士人的园林文献,结合相关史志和今人研究,从设计基底、设计理念、设计风格、设计境界四个层面对“胜”“适”“清”“境”四个园林设计美学范畴进行透视,构建起中唐士人园林设计美学的思想体系,挖掘中古园林丰富且独特的审美理想和文化意蕴,进而揭示中唐士人园林设计美学思想的当代意义,为当今景观设计创新性发展提供历史经验与启示。

跨学科研究的新视角——《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地理学、制图学与文学》评介

《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地理学、制图学与文学》是由王敖写的一本关于中唐时期文学作品中反映地理空间想象的图书,是中唐文学与地理学交叉研究的学术著作。本书通过对不同文本类型的讨论,揭示了当时地理学与文学之间多样且流动的关系。李贺的《梦天》、柳宗元的山水诗文、张祜运用大图视野欣赏古老画卷的诗歌、元稹和白居易富有地理信息的唱和诗等,这些作品都打上了“制图学之眼”的烙印。中唐文学大师们凭借对地理学的熟稔与兴趣,使不同地点的人群及旅行的文本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

京畿空间与中唐吏隐诗学的体系建构

中唐是吏隐主题诗歌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而中唐吏隐诗学的发展定型与京畿空间关系密切,具体是由钱起、韦应物、白居易、姚合等京兆府畿县县官推动。京畿空间是仕与隐交织的场所,为吏隐主题的形成提供了自然条件。诗人“官”与“吏”的双重定位、地方官与中央官交集的工作环境营造了吏隐主题创作的政治前提。“文以饰官,隐以淡吏”构成了创作群体的情感表达。“幽”与“闲”的交响显示出创作群体的审美趣味。萌芽性、间歇性、持久性反映出中唐吏隐主题诗歌的演进特点。中唐京畿吏隐诗学的产生、构成、变化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韩愈排佛与中唐儒学复兴探析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在思想史上素来以其激烈排佛著称,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关键人物。唐代佛教盛行,儒学的正统地位面临着严峻的威胁与挑战。基于此,韩愈作为儒家知识分子,怀揣着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高举儒家道统之大旗,攘斥佛教,力图恢复儒学之正统地位。本文旨在结合中唐儒学复兴的背景,分析韩愈与同时代儒家知识分子对待佛教的态度,进而探析韩愈排佛的理论建构及其影响。

中唐箴铭文折射文人情怀

箴铭文是古人用于警戒自身和告诫他人的一类文体,语言质朴,意义深远为其特色。在中唐社会动荡不已的背景下,除诗词歌赋外,文人以箴铭文为载体,将其作为抒发情感的工具,表达了对个人、仕途和社会的多样情怀。一、中唐箴铭文及其社会背景箴铭文其实是箴、铭两类文体。唐代以前,箴文绝大部分是针对帝王提出的劝诫。

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社会危机的总爆发,也是由盛转衰的关捩。广德元年(763年),历时8年的战乱虽然平定。但各种社会矛盾却并未解决,反而日益激化,以至于德宗、宪宗、文宗统治的中唐时期,“阍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肉纵横于原野,

韩、柳与中唐春秋学(上)——韩、柳比较研究

安史之乱后的民族国家生存危机,诱发了以救亡图存为号召的中唐春秋学。萧颖士折中三传肇其端,李栖筠、贾至等引汉人三统循环之说以辨章学术,将相关的讨论纳入春秋公羊学的轨道。而同一时期,啖助、赵匡、陆淳集三传释《春秋》,基本确立了中唐春秋学的理论基础:他们主张“立忠为教,以大一统”、“以权辅正,裁之圣心”、“民为国本,观民定赋”,为处于战时经济状态、财政枯竭、急于搜刮的朝廷以及朝不虑夕、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穷苦百姓,找到了共度危机的最大公约数。啖氏再传弟子柳宗元、三传弟子韩愈进一步深化、发展了中唐春秋学的理论体系:前者深化了“尚忠”的理论,构建出自己独树一帜的国家学说体系,以及以“大公”“大中”“大和”为目标的国家治理学说。后者接受了春秋公羊学的核心价值“从夏”“尚忠”,但不排斥春秋左传学的核心价值“从周”“尚文”,突破了公羊学的理论局限。就其核心价值观而言,柳侧重忠君,韩侧重守道;柳侧重政统,韩侧重文统。性恶与性善、尚力与尚德、霸道与王道、刑政与礼乐、征伐与合作、效率与公平、功利理性与价值理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二者相反相成,共同支撑起中唐启蒙思潮的两翼。韩、柳集结众多学者,斟酌是非,较量短长,切磋琢磨,惺惺相惜,形成了学术共同体的雏形。其理论建树与创作实践,汇成集儒学革新与文学革命为一体的古文运动。至北宋中期,儒学革新延伸至周、张、二程,文学革命延伸至欧、苏、曾、王,持续二百年的唐宋启蒙运动,为华夏民族的近现代社会转型提供了文明指向。

论中唐诗的风骨

中唐诗相对盛唐诗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风骨的变化。本文具体地描述了中唐韩孟、元白两大诗派的诗歌在风骨上的变化情况,并从诗人的思想性格、精神境界、审美观念、构思方式等方面对变化的原因作揭示。

莫高窟盛唐未完工中唐补绘洞窟之初探

敦煌莫高窟有大约 2 0余个洞窟是创建于盛唐时期的 ,当时并未完成壁画的绘制 ,到了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才陆续完成的。本文详细考察这些洞窟中的绘画内容和表现形式 。

骚赋复兴与中唐政治——以贬谪文化为中心

中唐时期,骚体赋创作兴盛。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赋家横空出世,创作出大量根于现实生活遭遇、富有真情实感的骚赋名篇,成为唐代辞赋乃至中国赋史上的一个亮点。中唐复杂的政治使得一些正直士人落拓失意、遭受贬谪,内心充满怨愤。而屈贾开创的骚赋有发愤抒情的传统。二者桴鼓相应,促成了骚赋在中唐的复兴。遭受贬谪、政治失意既是中唐赋家创作骚赋的动因,也是骚体赋内容上的主线。

由《全唐诗》的考察看中唐“列锦”辞格发展演进之状况

中唐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时期,也是列锦辞格发展演进的重要时期。中唐踵继初唐与盛唐,在列锦模式上又有了四种新的变化。列锦辞格在中唐的运用是相当普遍的,它对诗歌作品意境与画面感的营造,对诗歌韵律美的营造,都有很大作用。不过,中唐诗歌中虽然列锦辞格的运用相当普遍,但也有许多形式上类似列锦而实非列锦的辞例,这种情况是需要予以厘清的。

论中唐文人社会角色的变迁及其特征

士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社会角色。唐前士人的社会角色经历了曲折的变化。唐代士人社会角色的变迁是与唐代社会政治的变迁紧密相连的。儒士、文人和官僚的三位一体,构成了唐代文人的基本面貌。从社会身分的角度看,活跃在唐代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几种社会角色,基本上可说是郎官、翰林学士、谏官、幕僚、州官等等。这几类人中,除了翰林学士是新产生的一种社会角色外,其他几类基本上是在原有的官僚体制格局中略作调整;但郎官、幕僚和州郡官之流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中尤为活跃,所起的作用也更加明显。科举和入幕,特别是科举,成为士人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转换社会角色的两大基本途径。大多数士人都走过这条坎坷不平之路。而科举和入幕的共存,集中体现了唐代士人社会角色变迁的时代特征。

论中唐南贬诗人的屈原情结

贬谪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常见现象,从屈原起,贬谪又和文学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中唐南贬诗人诗作均有屈原情结。刘禹锡、柳宗元受屈原《离骚》、《九歌》等作品的影响,突出怨愤精神;元稹、白居易理性较强,对屈原的忠直精神表示认可,但并不学习屈原意志;韩愈与李绅通过与屈原悲惨遭遇的比拟,抒发自己无辜被害的怨愤,偏重于个人情怀的表现。初盛唐贬谪诗人的屈原情结,是中唐诗人的渊源,二者尽管有理性与情感之别,但总体上中唐时的悲剧气氛要比初盛唐时期浓厚得多。

义法史学与中唐新史学运动

蒙文通先生曾经指出 ,在中唐天宝之后 ,经学、史学、子学、文学等领域同时发生过不同程度的更新运动。本文进一步指出 ,这一更新运动之产生除了外缘性的社会政治原因外 ,更重要的则是士大夫精神领域的变化 ,可称之为“师道复兴运动”。这一运动在史学上的变化 ,则是“义法史学”的兴起 ,其基本取向是用新经学的标准来衡量史学 ,进而讲究“春秋义法”便成为其主要特征。它在理论上的鼓吹者是隋朝的王通、唐朝的萧颖士、韩愈、皇甫、李翱 ;在实践上最重要的代表作则是宋代欧阳修《新五代史》、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晚近有关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义法史学”不仅在价值判断上多置贬词 ,而且对其学术渊源亦多有未审 。

“和意不和韵”:试论中唐以前唱和诗的特点与体制

“和意不和韵”：试论中唐以前唱和诗的特点与体制●赵以武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唱和诗的数量不少，作者大多是当时诗坛上的高手。从唱和关系及其诗作里，我们能够发现诗人间交相往来的线索，了解到彼此因时因事触发的感受。这对知人论世是很珍贵的资料，于文学史研究很有...

儒、释、道对中唐诗歌的影响

在儒、释、道三教发生裂变的中唐时代 ,中唐诗歌在美学面貌上表现得异常丰富、复杂。此时的诗人在较为自觉的审美理想的指导下 ,逐渐形成了相对明晰的美学流派。在众多的流派之中 ,择其大端可分为以元稹和白居易为代表的“浅切派”、以韩愈和孟郊为代表的“险怪派”、以刘长卿和韦应物为代表的“隐逸派”等三支。从文化资源上看 ,这三种美学倾向显然分别与儒、释。

“江南第一雄州”的形成——从财赋能力看中唐以后苏州的崛起

中唐以后,苏州以超乎寻常的发展速度在太湖流域脱颖而出,成为唐代江南唯一的雄州。苏州的崛起,是经济实力尤其是供税能力提高的结果。苏州供税能力的提升,从表面来看,是由于苏州地区政局比较稳定,从而吸引了大量移民,税户数量的激增提高了两税的收入。但从深层次看,苏州的农业发展属于拓展式的开发,新增土地面积的急剧上升,使之成为江南地区两税斛斗的重要承担者。苏州经济的持续发展,还得益于盐、酒、茶及商税等收入在财赋中的比重不断增加,而商税的增加与中晚唐苏州地区城乡商品经济的活跃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