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对策

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10+1模式)这一经济课题研究已经过了十多年的历程,有必要对次区域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对次区域合作的十年的历程进行回顾,对次区域合作的成就和阻力进行总结,对次区域合作的发展对策进行探讨。其中主要是次区域合作的对策探讨,分别为政府对策、企业对策、"桥头堡"对策和次区域局部自由贸易区对策等。次区域合作的前景展望主要包括合作范围、合作方式、应采取的合作对策等。

“印太经济框架”数字规则:区域合作影响与中国-东盟应对策略

数字经济业已成为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规则的制定和推广则成为各国提升国际影响力,抢占全球数字市场的重要手段。美国在亚洲和大洋洲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期望通过广泛的经济合作框架或合作委员会拓展美式规则影响力,从而主导未来数字经济发展走向,持续数字时代的美式霸权。“印太经济框架”数字经济领域涵盖数字环境、新兴技术、基础设施、监管措施和可持续发展等5个方面的内容,既是对美国此前《印度太平洋战略报告》内容的承继,也是与《美日数字贸易协定》为主的美式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的联动,其倡导高标准合作的同时忽视东盟国家市场准入需求和实际承受能力,实质上是为了坚持贸易保护、阻碍亚太一体化和推广美式规则。“印太经济框架”下美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达成,不仅会利用投资和数字技术输出阻碍中国与东盟的数字合作,而且会向东盟输出数字发展理念,加剧中国与东盟的“数字鸿沟”,破坏围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形成的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因此,中国应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善中国数字经济规则;全面对接国际标准,巩固数字合作伙伴关系;细化合作内容,共谋数字发展全球规则,共建数字发展新格局。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内推进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金边峰会《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等一系列文件的签署 ,为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但目前次区域合作还存在着资金缺乏、技术落后、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相似、经济合作的层次低规模小以及缺乏统一的官方的开发组织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并按照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规范 ,本文提出了在设立统一的组织机构、确定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目标和进程、制订相关法规和规则、加快金融市场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一系列构想。

中国—东盟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现状与展望

我国与东盟国家间形成了一系列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由于不同合作间存在项目重叠甚至相互竞争,因此,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就极为必要。我国作为次区域地区的大国,应承担供给公共产品的"职能",也有必要对合作参与各方实行一定的利益让渡,以推动次区域经济合作更顺畅地发展。

广西在中国—东盟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广西处在多区域合作的交汇处，地缘优势突出，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是中国对外开放、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的重要门户和前沿。因此，在中国一东盟合作框架下广西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具有优越的条件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合作水平测度与比较分析

自2020年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起,关于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与合作情况的研究仍然较少。文章首先构建了以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应用、数字发展、数字创新竞争力、数字治理为五个维度的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指标体系,以及以数字合作关系、数字合作发展、数字经贸水平、数字合作基础、数字合作环境为五个维度的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指数的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测算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和合作水平,测度和比较分析了2010—2020年中国和东盟九国(缅甸除外)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以及2010—2021年中国与东盟八国(缅甸和老挝除外)的双边数字经济合作指数。通过分别对两个指数进行时序、跨国、分维度的比较分析发现:中国和东盟各国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应用、数字发展、数字创新竞争力的发展维度上进展较快、增长较大,而数字治理的水平增长不快,其中新加坡具有绝对的发展优势,但其发展速度已放缓;中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处于中上水平,老挝和柬埔寨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中国和东盟国家数字经济合作水平自2015年起在整体上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数字合作关系连年向好且差异不大,数字合作发展增长迅速,数字经贸合作与数字合作基础、数字合作环境密切相关。未来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望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特别应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促进数字贸易、跨境电商、数字金融等发展,加强数字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方面合作,推进“数字鸿沟”的解决和数字合作治理,进一步促进中国—东盟的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美国在“印太经济框架”下对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遏制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东南亚是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最迅猛的地区之一,与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已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竞争焦点。美国“印太经济框架”(IPEF)启动后,从产业、科技、投资、贸易等4个方面对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进行遏制。但IPEF具有不需要美国国会批准、不是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不涉及实质利益、不涉及关税豁免、不涉及更宽的市场准入“五个不”的特点和属性,其实施前景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未来,中国要加紧制定经贸、金融领域的反围堵与反制裁预案,进一步增强数字经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化中国在区域经济中的“头雁”作用,提升与东盟的数字技术合作交流及应用水平,建立数字经济合作制度,积极牵头构建相关规则体系,全面化解IPEF带来的挑战。

中国-东盟FTA升级和次区域经济合作——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视角

中国-东盟FTA升级是开创中国-东盟合作新的"钻石十年"、争取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1万亿美元的关键载体,它的深化及拓展与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作为其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东盟次区域经济合作能够在与中国-东盟FTA的联动发展中,更好地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共建。

关于广西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思考——基于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视角

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成功举办是广西作为正式成员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重要因素。博览会对广西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具有制度、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推动力。发挥博览会的机制优势、信息优势和品牌优势,可以优化和加快广西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应该借助博览会平台,密切配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进程,规划广西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发展战略,建立合作机构机制,明确工作重点,寻找切合点,加强多区域合作,提高广西竞争力,更好地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研究

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以发展为导向,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共谋经济社会进步的典范。双方经济合作的总体趋势良好,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多进程的合作模式。双方贸易处于高位运行,相互投资不断提升,在农业、绿色发展、融资等方面的合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美国印太战略主要通过印太经济框架,在数字技术、人力资本、能源与融资层面介入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并造成了诸多影响,如通过经济议题分化东盟,塑造“美国优先”的权力影响,并在制度领域加大竞争。中国应提升参与地区经济合作的能力,扩大与东盟国家的利益交汇,并适时引入美国参与的三方合作,以中国、美国、东盟的经济合作为契机,拓展合作空间。

数字产业合作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来自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高效率的经济增长,作为发展重点的数字产业合作成为当下关注热点。但现阶段关于数字产业合作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较少,为此文章选取2008—202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数字产业相关数据,构建了测度数字产业合作成效的综合评价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综合评价指数,理论分析并实证探究了中国与东盟国家数字产业合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合作可以显著促进各国的经济增长与合作,尤其在较高收入国家和合作起步阶段经济增长效应更加明显。通过机制检验,进一步验证了数字产业合作能够通过提升网络就绪度、降低贸易成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等路径促进经济增长。据此,为持续深化中国—东盟数字产业合作发展和保持数字经济正确发展方向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合作博弈架构下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互利共赢条件分析

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也迅猛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已经成为各国争夺市场、资源以及能源的重要手段。首先借鉴合作博弈模型提出3个命题,讨论分析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互利共赢的充分条件,其次利用贸易结合度指数(TI)和贸易互补性指数(TCI)测度中国—东盟的贸易互补性,从而获取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博弈的必要条件,再次从交易成本的视角考量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博弈的约束条件,最后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国与东盟文化合作:发展、特点及前瞻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度推进的同时,中国与东盟的国际文化合作也快速拓展。从国际文化交流、文化贸易及文化产业国际合作等三个层面与双边和多边两方面来分析,可将其发展历程分为1991—2000年的奠基与2001年以来的制度化合作两个时期。笔者通过研究发现,尽管双方文化合作呈加快势头,但主要文化产品贸易份额仍偏低,整体上处于初级阶段;在动因及效果方面呈现政府主导、经济推动、网状关联、空间集中等特点。鉴于人文合作对自由贸易区建设等经贸合作具有促进作用,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亦需要国际文化合作,国际合作进程中文化与经济呈一体化趋势,故中国—东盟区域文化合作应进一步增强。

沿边次区域合作与中国对外经济规划的调整

深化沿边开放是西部大开发的必然要求 ,这样国际经济合作就必然加强。而深化沿边开放的近期目标是推动次区域经济合作 ,特别是加强中亚和东南亚的沿边经济合作。为此 ,应在对外经济规划尤其是对外贸易格局、产业结构、边境口岸的城市化建设三个方面做出重大调整。

深化中国—东盟区域金融合作的可行性条件:经济周期同步性研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启动,使得该区域内金融合作落后于贸易合作的问题越发凸显。根据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经济周期是否同步决定区域金融合作是否可行。文章通过建立多变量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依据共同趋势和共同周期理论,对中国与东盟经济周期的同步性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东盟经济周期不仅在长期内具有共同的随机发展趋势,短期内也显示出明显的同步性,因而满足加深区域金融合作的可行条件。

中国—东盟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与合作模式创新

梳理中国—东盟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与合作模式,可以发现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与合作模式创新具有以下特点:发展导向与规则创立相结合;软硬结合、灵活有效;智库探索与政府决策相结合;互学互鉴与取长补短相结合;地方探索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现有机制与创新机制相结合。但也存在诸多问题:理论层面研究不够,缺乏理论指导;制度化建设不够,有效性不足;机制叠床架屋,协调性不够;政治互信欠缺,发展动力不足等。中国需要加强区域秩序与区域治理的理论研究,提出中国—东盟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的理论建构;承担提供区域与次区域"公共产品"的主要责任;促进中国—东盟区域合作机制的整合与升级,提升制度化水平;充分发挥智库和地方政府构建次区域合作机制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积极探索中国—东盟次区域合作发展模式,实现效益最大化。

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中国

近10多年来,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取得较快进展。在21世纪,中国与湄公河沿岸国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新地区主义”对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

中国—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是在一种新的意识即“东亚意识”上产生的,而其推动力量是新地区主义思维在东亚的出现。新地区主义不但影响和改变着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思维,而且也影响着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思维方式和战略走向。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产生与发展就是在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影响和推动下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东盟区域及次区域合作研讨会报告

2009年10月1～2日,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SIS)主办、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赞助的中国—东盟区域及次区域合作研讨会在新加坡举行。会议就中国—东盟区域及次区域合作进行了广泛讨论,为进一步发展中国—东盟区域及次区域合作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本文系此次会议的综述。

劳工政策对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影响的博弈分析

2010年10月召开的东盟贸易投资峰会,提出要推动中国-东盟区域内的劳务配置,为促进区域内的贸易与投资创造条件,提高区域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但目前我国与东盟各国的劳工政策存在较大差异,这就对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造成了不同程度的限制,从而增加了整个区域的生产成本,阻碍了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中国-东盟区域内各国应该重新审视和修订劳工政策,对外开放劳务市场,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同时提高对外务工人员的整体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