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规则:“美式模板”与“中国-东盟方案”构建策略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是数字贸易规则“美式模板”的最新范式。文章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的“数字贸易”章节文本规定入手,通过类型化分析《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数字贸易规则的演进特征,认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中数字贸易规则具有整体稳定性与局部革新性的特征,但其浓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引致该规则内容缺乏包容性。同时,该规则本身也存在设计缺陷,容易陷入数字贸易规则适用和数字贸易发展规制的双重困境。中国数字贸易规则构建方兴未艾,文章认为中国FTAs数字贸易规则的构建与完善应立足国情,遵循循序渐进和互利共赢原则,加快形成系统完备、自由开放、普惠包容的数字贸易规则之“中国方案”,借以提高中国数字贸易治理的规范性和示范性。在具体推进路径上,文章建议以《中国—东盟关于建立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倡议》的发表为契机,加快与东盟国家签署实施中国—东盟数字贸易伙伴关系协定,构建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国—东盟方案”。在协定文本章节安排和条款设计上,可引入单独的“数字贸易”章节,对数据安全可采取“分类+分级别”管理办法,将机密程度较高的数据排除适用于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的范围;可引用正面清单模式对互联网的接入与使用进行限制,实行有条件的数据存储非强制本地化,实现国家安全与开放、自由的数字贸易规则之间的平衡。同时,可增加“交互计算机服务条款”,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国际合作的水平,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

数字贸易背景下中国跨境电商在东盟发展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中跨境电商的地位凸显。中国跨境电商在东盟地区面临着数字贸易壁垒阻碍跨境交易升级、数字贸易下跨境电商企业违规风险加剧、缺乏系统性跨区域电商平台与支付系统、物流建设与数字贸易体系差距较大等问题。根据目前东盟区域的跨境电商现状,可以通过供应链数字化以减少贸易壁垒影响、完善跨境电商出口法律体系并加大监管力度、构建跨区域电商平台并关联系统性电子支付、建设仓储物流一体化服务等策略,促进中国跨境电商在东盟区域的发展。

中国对东盟数字产品贸易长期巨额逆差分析

中国对东盟的数字产品贸易长期处于巨额贸易逆差地位,并且贸易逆差呈现出“先升后稳”的发展态势。中国对东盟数字产品贸易长期巨额逆差的主要原因包括:全球产业链分工下中国大量进口东盟的电子元器件产品而加工组装后出口美欧等市场,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中国在东盟市场数字产品贸易的挤压打压,东盟国家对数字产品的消费能力有待提升,东盟国家数字产品贸易的营商环境有待改善,中国数字产品的市场拓展能力有待提高等。为此,中国应全面加强在“一带一路”和RCEP框架下的高层沟通与对接,努力帮助东盟国家消减数字产品贸易壁垒与障碍,持续加强中国企业在东盟的市场开发和本地化策略执行力度,深入开展数字产品贸易的标准与规则制定。

中国区域数字贸易规则深度测算、特征与发展方案

明确中国区域数字规则深度并推动中国区域数字贸易规则深度提升,对于促进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在梳理中国区域数字贸易规则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基于TAPED数据库对中国已签署的16个(含升级)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区域贸易协定作为样本进行了深度测算,总结发现中国区域数字贸易规则具有深度不断加深、广度不断拓展、贸易促进条款是重点内容、与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仍有一定差距的特征。最后本文从加深中国已签订RTAs数字贸易规则深度、打造符合中国国情的数字贸易规则“中式模板”、加快对接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协定、构建适应国际数字贸易发展需求的国内法律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了中国发展方案。

数字经济带动中国—东盟贸易增长的实证研究

在生产要素成本攀升、人口红利慢慢减退和资源环境牵制加剧的大环境下,人们愈发意识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数字化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基于2007—2016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在中国—东盟双边贸易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中,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东盟进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而东盟的数字经济发展产生的却是消极影响;另外,中国和东盟的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差距越大越不利于双边贸易的开展。故此,中国与东盟应加强区域合作,尤其是在数字技术和经济贸易方面,以促进双方经济互联互通,实现共同繁荣。

涉中国-东盟数字贸易法治人才培养的价值和策略

涉中国—东盟数字贸易法治人才培养,是适应中国—东盟数字贸易迅速发展的需要,是落实中国—东盟现有数字贸易规则的需要,也是适应我国加入DEPA和CPTPP等新规则的需要。强化涉中国—东盟数字贸易法治人才培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方面共同努力,当前可以几个方面着力:强化涉中国—东盟数字贸易法治人才培养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加强涉中国—东盟数字贸易法治人才复合能力专项培养;强化涉中国—东盟数字贸易法治人才实践能力培养。

广西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新规则下的对策研究

广西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有着特殊的优越地位。深入研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广西的意义尤其重要。通过概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所签署的法律文件,对《中国东盟货物贸易协定》和《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定》等一系列协定进行研究和法律分析,提出广西应对的经济和法律对策。

数字贸易规则“美式模板”对中国的挑战及应对

“数字贸易”作为21世纪国际经贸谈判新议题一直热度不减。由于数字贸易具有多维度特征，再加上数字技术内在的流动性、多变性与全球性特征，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在设计和执行层面都困难重重。数据流动为美国的GDP贡献了3．4—4．8个百分点，同时创造了240万个全职就业岗位。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规则改进路径研究综述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谈判工作已经启动,其中,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规则的修订和更新是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学界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规则改进的研究成果蔚然可观,主要是集中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基础性问题的探讨、各具体协议的批判研究和新合作领域的建构之上。打造升级版规则宜以明确协议属性为前提,立足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联合委员会的机构完善,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实践为出发点,修补、变更既有规则,并在知识产权、金融、环境等领域谋求更进一步的合作。

CPTPP数字贸易规则:制度博弈、规范差异与中国因应

近年来,中国、美国、欧盟等逐步探索深化以数字贸易为方向的区域经贸合作。由于互联网经贸治理机制碎片化、主要大国立场分歧难以短期消弭和互联网经贸单边主义抬头,使数字贸易规则的国际化面临挑战。实践中,CPTPP数字贸易规则在数据跨境流动、计算设施本地化、源代码规则、数据内容流动等层面与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一致性。为此,我国应积极研判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在我国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路径,特别是探索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与数据分级分类制度的衔接机制,并及时构建起企业自律、社会参与、政府监督的安全风险防控机制。

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博弈与“中国方案”

数字贸易领域的大国博弈与竞争正从科技实力向技术标准以及国际规则制定权竞争领域集中。规则博弈成为当前大国博弈的重要前沿领域,赢得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权,也就赢得了未来发展的主动权,这进一步凸显了研究制定出台数字贸易“中国方案”的紧迫性和重大意义。本文在探索构建中国数字贸易概念与统计体系以及研判全球数字贸易发展与竞争格局基础上,重点探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重点领域与未来动向,对标对表CPTPP、USMCA、RCEP等新一代全球经贸协定,围绕数字贸易重点议题,对其演变进程、趋势性特征等进行研究,并提出积极参与全球双多边数字贸易谈判的“中国方案”及其实施建议,通过完善数字贸易规则与治理体系,把握甚至引领全球数字规则主导权。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贸易规则升级版之探析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下简称CAFTA），是中国对外签订的第一个自贸区协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日后中国参与其他的区域经济联合起到了示范效应。2013年，李克强总理在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了“2＋7”合作框架，为未来十年中国与东盟伙伴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思路，也为打造CAFTA升级版明确了合作领域。从整体上讲，CAFTA的相关法律规则和制度仍不完善，特别是涉及到内部许多制度的协调以及一体化需要的相关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多，对于自贸区升级版的打造，规则是非常重要的保障。因此，本文从法律规则升级角度入手，对CAFTA主要规则进行破解与提升。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探析--兼谈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启示

原产地规则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高门槛、严要求有效保护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市场,促进了区域内的贸易,引起了不可小视的贸易移转;它的精细设计、复杂结构是确保上述功效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原产货物认定标准、区域价值含量计算公式、原产地规则的特点等三个方面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货物原产地规则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借鉴作用。

论完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

原产地规则在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中被广泛应用,世界上所有的自由贸易区都将原产地规则作为保护成员国利益的一项重要机制。原产地规则在促进自由贸易区内部贸易,保护成员国利益,促进外商投资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文章在对自由贸易区“有效的”原产地规则应具有的功能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完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必要性和途径进行论述。

巧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扩大中国与东盟的投资合作

本文在回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建立对双边的货物贸易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后,重点分析如何利用FTA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来促进双边的投资合作,从而带动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农产品贸易规则评析

当前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的整体态势呈现出WTO多边贸易体制裹足不前、区域贸易合作盛行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区域性经济合作，已与东盟10国达成于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还与巴基斯坦、智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并计划与新西兰、南非等国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等。如所周知，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农产品贸易一直未能受到有效的约束，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研究

原产地规则是指一国或地区为确定货物原产地而实施的普遍适用的法律、法规及行政命令，其核心是确定判断货物原产地的具体标准。原产地规则是一国运用关税税率、数量限制、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政策的必要条件，也是进行政府采购和贸易统计所不可缺少的前提。在区域贸易协定中，原产地规则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维系着区域内货物贸易自由化的正常进行。

美式数字贸易规则的演进及对中国的启示

美式数字贸易规则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条款数量由少到多、规则水平由浅入深的过程,体现出规则内容更广泛深入、规则水平提高、规则对中国的排他性较强的演进特征。在美国试图主导数字治理的发展格局下,中国作为数字贸易大国,面临着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数字鸿沟差距大、缺乏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等问题。研究美式数字贸易规则的动态演进过程及特点对于把握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方向、解决自身数字贸易发展难题具有现实意义,也为中国的数字贸易发展进程提供了启发:接轨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提出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式模板”。

数字“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发展问题研究

推进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发展,是落实数字“一带一路”建设议题、主导构建数字贸易规则“中式模板”的重要突破口。数字“一带一路”框架能够从完善合作机制、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深化数字经济合作3个维度为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合作带来新机遇,东盟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竞争力也呈现提升态势。通过分析中国-东盟跨境电商、数字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规则合作进展可以发现,中国-东盟数字贸易走深走实,但跨境电商和数字服务贸易合作均面临制约而未充分释放潜力,并存在数字贸易基础不够牢固、东盟及成员国数字贸易治理体系不够完善、中国国内数字贸易治理体系不健全、中国在东盟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偏弱等挑战。据此,建议从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深化数字服务贸易合作、夯实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基础、推动完善国内数字贸易治理体系和联合东盟提升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等方面着手,推进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

“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数字经贸合作及其影响因素

数字经济是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的重要力量。本文基于2011-2020年的相关数据,使用熵权法测算中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水平,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贸易合作影响因素。结果发现,考察期内的中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双方的贸易合作逐渐向数字经济拓展,且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合作更为密切。中国与东盟数字经济贸易合作受本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正向影响,即较高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促进数字经济贸易合作。双方应完善数字经济合作机制,赋能新型交易方式,强化数字经济合作深度,加大数字贸易开放程度,创新数字贸易合作模式,推进综合数字人才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