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生效,这将极大地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相互投资。本文通过比较《投资协议》和20世纪80-90年代间中国与东盟10个成员国之间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分析其在政治风险和代位求偿上规定的不同,从而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适用提出具体建议,即协议的适用需要和资本输出国国内法制度相结合、《投资协议》提供比双边投资条约更高的保护标准、与多边投资担保机构间选择的考虑因素,从而为企业投保海外投资保险提供指引。

国际自由贸易协定商签趋势与对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汪巍先生访谈录

加入WTO后,我国在参加自由贸易协定方面迈出新的步伐。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内地与香港、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顺利进展,以及我国与一些国家商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双边FTA)的节奏加快,我国已步入区域经济合作的新阶段。不久前,本刊记者就商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若干问题采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汪巍先生。

东盟国家税收营商环境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中国对东盟OFDI规模与效率的视角

东盟国家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流向地,而税收营商环境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有利于扩大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规模,提升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效率;双边税收协定是税收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较低的所得税率、双边税收协定的修订与签订年限的增加能够减轻企业税收负担、调节税收争端,从而扩大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规模。因此,中国与东盟各国应积极推进双边税收协定的谈签工作,进一步加强双边税收协作,不断优化东道国税收营商环境,根据现实需要及时调整协定内容,助力中国企业更好“走出去”。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的出口扩大效应实证分析

一、引言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加快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各国纷纷寻求贸易伙伴进行双边或区域合作,以创造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东盟成立于1967年,被视为发展中国家间最成功的区域性合作组织之一。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税收风险及对策研究——基于BEPS行动计划及双边税收协定视角

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投资合作,面临着和国内完全不同的税收环境,不同国家的税收制度、税收优惠安排、与我国签署的双边税收协定等差异较大。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正快速推行以打击跨国公司避税行为为目标的BEPS行动计划,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税收筹划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基于国际投资视角,对BEPS行动计划的治理架构和影响做了简要分析,从规范混合错配安排、防止税收优惠不当授予等关键环节分析了BEPS行动计划对双边税收协定的影响．并对BEPS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税收风险防范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完善双边税收协定 促进中国—东盟股权投资自由化

本文认为,为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股权投资,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的双边税收协定应作调整:统一税收协定中的相关规定,进一步降低来源国对跨国股息的源泉征税,完善居住国对跨国股息的抵免条款。

国际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

国际投资协定是否真正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尚未形成统一结论。基于2003-2017年中国对130个国家直接投资面板数据,从东道国视角出发,实证检验双边投资协定(BITs)、双边税收协定(DTTs)以及含投资条款协定(TIPs)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东道国与中国签订的BITs和TIPs通过直接效应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东道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BITs和TIPs通过信号效应和制度互补效应吸引中国OFDI,而DTTs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另外,如果东道国违反国际投资协定,将导致中国OFDI流入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稳定发展时期国际投资协定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发展中国家利用国际投资协定吸引OFDI的作用大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签订的DTTs对中国OFDI的抑制作用更强。

中国对越南FDI的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探析

目前，中国与东盟正在积极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极具发展潜力的大好时机。现在，中国是东盟第四大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双方贸易额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增长。2007年双边贸易额达2025．5亿美元。截至2007年6月底，双方累计相互投资总额已达4541乙美元。

谈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措施

作为改善外商投资环境组成部分的税收优惠措施一直被视为我国积极、有效、合理利用外资的重要手段。但就税收优惠效果发挥的机制而言,它是否能对外商投资者产生直接效果,取决于外商投资者所属国是否也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以及与我国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中是否含有相应的税收饶让条款;就税收优惠措施现存的不足而言,应改全面优惠原则为特定优惠原则;至于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待遇,应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

税收饶让与我国外资法的实施

税收饶让与我国外资法的实施周家贵一、税收饶让概述所谓税收饶让是一国政府对其税收人从国外得到优惠减免的税款视为已纳税款给予抵免的一种特殊优惠措施。与一般的外国税收抵免措施不同，其特殊性在于：第一，其他抵免措施一般通过各国的税法得以实现，税收饶让则是国家...

从贸易关系看建立CCFTA的意义

2004年11月18日启动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谈判。2005年11月18日，在韩国釜山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智利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中国与非亚洲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永久自由贸易协定。根据该协定，中智两国将从2006年7月1日开始，全面启动货物贸易的关税减让进程，智利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中将有92％的产品被免除关税，而中国销往智利的近一半的产品也将实行零关税，占两国税目总数97％的产品将于10年内分阶段降为零关税，中智双边贸易将获得更快的发展。CCFTA是我国继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之后启动的第二个自由贸易区，它的建立将有助于两国经贸、政治关系的深入发展。

“走出去”企业亟待税收政策给力

客观地说，多年来中国在支持“走出去”企业的税收政策与举措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比如，在优化国内税收制度方面提供税收激励和保障。在完善国际税收协定方面，截至2012年3月，已经对外签署了97个双边税收协定，包括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的两个税收安排。这些协定已基本覆盖了我国主要的投资来源地和对外投资目的地。同时也加强了税收机关的服务职能，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更具体细致的指导和帮助。2015年4月21日，国家税务总局又从“谈签协定维权益、改善服务促发展、加强合作谋共赢”三个方面制定出台了服务“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10项税收措施。

菲律宾的贸易政策:走审慎之路(上)

菲律宾一直积极支持世贸组织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尽管它全心全意致力于实现东盟的经济一体化。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它实行了重大的贸易改革，旨在放宽贸易限制和开放经济（诸如农业和一些制造业等敏感部门除外）。菲律宾还积极支持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并基本上履行了其对于削减关税的承诺。虽然菲律宾政府最初对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外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感到担心，但现在它越来越认识到，这些东盟外部的贸易协定是切实可行的，因为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日益激烈。菲律宾政府具有民粹主义的性质并通过机构间的途径来进行决策，这使其决策过程一直缓慢而小心翼翼。贸易更加自由化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菲律宾能否战胜其经济当前所面临的挑战。

日美新签税收协定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近期美国对外签订的税收协定出现了新动向,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中所处的特殊地位,该新动向反映了目前国际双边税收协定签订的新走向。新签的日美税收协定,反映了两大经济强国在财税政策及经贸关系的最新发展,在许多方面突破了长期以来双边税收协定谈签的习惯做法。日本是中国对外首签税收协定的国家。分析新的日美税收协定,对于研究和完善我国税收协定的谈签,应对可能发生的协定修订要求,有着重要意义。

越南个人所得税介绍

To suit the situation of reforming and openess, Vietnam initiates the tax of private income. Within the past 15 years, Vietnam has been adjusting to the tax of private income and and completing it, the ratio of tax income iincreases in the total income continuously and play the important part in regulati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among residents. The aim of the paper is to give the aid to Chinese people who go to Vietnam for business or job.

区域贸易安排: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新渠道

自2001年启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以来，我国明显加快了区域贸易合作的步伐。目前，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地与香港、澳门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这三个已经进入实际操作的区域贸易安排（RTA）外，中国与智利、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巴基斯坦、印度、海湾合作委员会等国家商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节奏正在不断加快，亚太经合组织（APEC）自由贸易区、东亚“10＋3”和“10＋6”自由贸易区、上海组织自由贸易区等多个RTA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中。

对中国—东盟民商事司法协助的若干思考

2010年被宣布正式建成的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自贸区”）大大促进和便利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人员往来。与这种现象相伴而生的，便是跨境民商事法律纠纷的激增。虽然中国与东盟为自贸区专门缔结了2002年《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定》、2004年《中国一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定》，此外，中国与除文莱之外的其他东盟9国之间还存在现行有效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但是，考察这些国际协定可见，除了范围非常有限的跨境大型商事纠纷的当事人有权根据此类协定直接提起国际公法层面的国际投资仲裁外，绝大多数跨境民商事法律纠纷都无法根据此类协定获得国际法上的出诉权。他们若要寻求法律救济，除了走涉外民事诉讼或者涉外国际仲裁途径外，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