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身份建构与中国东盟关系:《人民日报》新闻标题分析

本文以中国东盟关系的话语建构为例,把语言学研究领域的批判性话语分析研究(CDA)和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及建构主义理论的相关视角相结合,对《人民日报》海外版(1992-2008)与中国东盟关系相关的新闻标题进行分析,以此揭示话语、身份建构与中国东盟关系的互动。分析发现,近年来双边关系的改善与中国官方报纸增加对东盟正面身份的建构存在正相关关系;后现代国际关系和建构主义理论主张的"国家身份是建构的和变化的"观点是合理的;CDA能为国际关系领域的语言研究提供其所急需的话语分析工具。

东盟崛起背景下的中国东盟关系——自我认知变化与对外战略调整

自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以来,中国东盟经贸关系持续发展,但南中国海问题不断升温成为双边关系深化的瓶颈。东盟经济发展与地区身份变化显示,东盟在过去20多年里也经历了一个崛起过程。东盟的崛起改变了其自我认知,并引起其对处理与大国关系战略的调整。具体来说,东盟为维护地区"中心地位"选择以更积极的"战略性疏远"手段维护大国平衡结构。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在与其他大国关系进展速度明显落后的情况下,东盟利用南海问题平衡与中国日益密切的经济相互依赖。东盟大国战略的这种调整,对中方以深化中国东盟相互依赖关系为主导原则的一系列倡议和措施形成了很大挑战。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利益对中国东盟双边关系的捆绑功能会不断减弱,为推动"一带一路"战略,中国需要创新合作思路。

影响中国东盟关系的因素以及未来双边关系的发展

中国东盟关系自1991年以来取得了很大发展。回顾近20年合作历程,我们发现,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双边关系的发展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在总结影响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的基础上,本文对后危机时期中国东盟双边关系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重点分析了中国因素对于双边关系发展的可能影响。

东盟共同体成立背景下的中国东盟关系

2015年12月31日东盟共同体成立标志着东盟一体化发展进入新阶段。东盟共同体将会有效地整合东盟各国的力量,增强东盟国家的实力和内部凝聚力,使东盟具有更强的整体性和自主性。这必然会改变东盟传统的行为模式和发展方向,也会深刻影响整个区域国家的互动。同时东盟一直奉行的"东盟方式"在东盟共同体成立后将继续发挥作用,其非强制性原则在促进合作、缓解矛盾的同时也将限制东盟一体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因而,中国需要清楚地认识到东盟共同体成立后的发展和变化,并积极应对东盟未来在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公共外交等方方面面的机遇与挑战。

“和谐世界”理念下中国东盟关系新诠释

自2005年胡锦涛同志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和谐世界"理念以来,中国一直奉行"和谐外交"政策,中国东盟关系也进入了全方位发展阶段。本文结合"和谐世界"这一时代新理念,诠释中国东盟关系新进展,并提出新外交下双边关系发展新举措,以期更好地把握中国东盟关系的未来。

权力格局失衡与心理调适——中国东盟关系中的信任问题

2009年以来,尽管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功建成,双方的经济相互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中国与东盟仍然经历了严重的信任危机。通过对中国东盟长达20年的信任关系建构历程进行回顾,文章试图回答哪些因素影响着中国东盟信任关系的建构这一理论问题。在对现有理论要素进行折中主义整合并且补充之后,文章从权力格局失衡以及东盟国家心理调适需要的角度重新看待中国与东盟20年来信任关系建构的互动进程,并对当前中国外交应对周边小国信任危机提出政策建议。

试析南海问题的特点及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

南海问题自上世纪60年代末形成发展至今,在冷战时期、后冷战时期和新世纪各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每个时期的南海问题都对中国东盟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与东盟国家反恐合作:理论创新与路径探索

“一带一路”倡议启动十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非传统安全威胁给合作成果带来的威胁日益凸显。东南亚地区的恐怖势力呈现出域内域外整合、与暴力极端组织融合、与有组织犯罪结合的发展新态势。深化在反恐、打击跨境犯罪等领域的合作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协调发展、共同应对挑战的必然选择。然而,双方现有合作中面临东盟内部结构性障碍、预防性反恐缺乏、法制建设不均衡以及区域力量制衡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反恐合作的深入发展。本研究将国际反恐合作问题置于与区域间主义、集体行动等与合作相关的理论所构建的分析框架中进行分析和思考,从合作的达成和合作困难的根本性原因出发,对合作发生的可能性、可行性进行理论分析,从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审视问题解决的可能途径,并通过该分析框架详细分析中国与东盟国家区域间警务合作中澜湄执法安全合作这一典型案例,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化解反恐合作困境提供新的思路。

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研究

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以发展为导向,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共谋经济社会进步的典范。双方经济合作的总体趋势良好,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多进程的合作模式。双方贸易处于高位运行,相互投资不断提升,在农业、绿色发展、融资等方面的合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美国印太战略主要通过印太经济框架,在数字技术、人力资本、能源与融资层面介入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并造成了诸多影响,如通过经济议题分化东盟,塑造“美国优先”的权力影响,并在制度领域加大竞争。中国应提升参与地区经济合作的能力,扩大与东盟国家的利益交汇,并适时引入美国参与的三方合作,以中国、美国、东盟的经济合作为契机,拓展合作空间。

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广西的重大机遇与应对策略

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给广西带来的重大机遇,包括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大机遇、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的重大机遇、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机遇。广西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应对策略包括七个方面:促进政治互信,深化南宁渠道;推进国家级开放平台提质增效;挖掘面向东盟的贸易新增长点;大力引进来自东盟的外商投资;构建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参与中国—东盟次区域合作;深化与东盟的人文交流合作。

全球治理区域转向背景下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的构建:成就、问题与未来发展

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日益凸显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建立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蓝色经济和产业合作、海上能源资源开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数据信息资源管理、合作机制建设以及区域海洋治理探索等方面。然而,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如合作机制碎片化且作用有限、法律基础以软法为主和约束力不强、各国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和国内立法体系庞杂、内部争端的存在和外部势力的影响等。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未来发展,首先应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其次应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最后在具体路径方面应利用协调现有的合作机制、推动软法向硬法过渡、拓展“蓝色”合作领域以及建设危机预警与管控机制等。

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及应对

东盟在美国“印太经济框架”中占据重要地位,是美国开展对华战略竞争重点争取和拉拢的对象之一。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总体上持积极认知,并采用了“借力”与“平衡”的双重应对策略,东盟与美国在该框架下围绕数字经济、供应链韧性、清洁能源等核心议题领域的合作呈明显升温态势。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形成了分化双方关系的压力,但由于该框架与东盟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在本质上存在竞争,因此也为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鉴于此,中国应理性看待东盟国家与美国的经济合作,通过加强战略对接和提升制度合作来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尽可能降低“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东盟关系的负面影响。

中国-东盟跨境数据流动治理合作:现实与路径选择

跨境数据治理是中国与东盟深化数字经济合作的关键议题。基于文本分析法,可以发现东盟国家的跨境数据治理模式大体上有3种类型,同时东盟正努力打造相对统一的跨境数据治理规范体系。从“政策-市场-规则”的框架出发,中国与东盟跨境数据治理合作,虽然存在数字合作逐渐制度化、数字企业不断深耕东南亚市场、数据治理理念趋同等有利条件,但也面临东盟国家跨境数据治理规则相对复杂、美国对东盟国家的说服和拉拢、地区跨境数据治理“规则拥堵”等制约因素。未来双方应深化跨境数据治理合作,致力于打造中国—东盟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百年变局下中国—东盟关系的“变”与“不变”及启示

百年变局推动世界格局出现重大调整,中国—东盟关系呈现出阶段性嬗变特征,两者互动促成的“变”与“不变”深刻影响着当下及未来的双方关系走向。从“变”的角度看,中国—东盟关系已从冷战时期的分属敌对阵营转向冷战终结后的睦邻友好,从同质竞争转向异质互补,从安全互信不足转向相对安全“依赖”,从双边驱动转向多边协调,从相互抵触转向交融互鉴。但从“不变”的角度看,双方的政治互信赤字依旧存在,南海争端等地缘结构性矛盾仍在掣肘双边关系深化,两者权力外交的底层逻辑并未改变,同时中国—东盟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始终存在,双方价值认同冲突若隐若现。对此,在新时代推进中国—东盟关系,既要坚定地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充分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和全球发展倡议落实的契机,强化经济对双方关系的“压舱石”作用。同时也要理解东盟对安全和地缘利益的合理关切,与东盟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共同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打造东南亚平等协商型的地区秩序。

携手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中国—东盟合作共赢的“蛋糕”越做越大,不断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双方共同的心之所向。今年是中国与东盟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第3年,也是中方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第11年,中国与东盟在多个领域的协调合作机制,为世界和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注入了更多正能量。在习近平主席和东盟各国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下,中国—东盟关系进入了快车道,跑出了加速度,中国和东盟迈向日益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广西助推中国-东盟传统医药合作成效意义与前景

广西具有丰富的传统医药资源优势,对促进中国与东盟健康合作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广西在推动中国-东盟传统医药合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随着中国-东盟传统医药合作进一步加深,广西在双方合作的战略性地位不断突出,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克服合作中存在的问题,才能在未来的合作中加强中国-东盟传统医药合作,加快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文中主要就针对广西助推中国-东盟传统医药合作成效、意义以及前景等问题进行探讨。

首脑外交与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基于2013—2021年面板数据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本文旨在研究首脑外交对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影响。作为中国目前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重要性引发学术界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13—2021年的中国首脑出访数据,以及中国对东盟各国的货物出口、服务出口和对外投资数据,采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和对外直接投资模型,就首脑外交对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促进效应进行实证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首脑出访对中国对东盟国家的货物出口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政治关系的亲疏程度、经济总量的规模以及人均收入水平是影响中国首脑外交的货物出口创造效应的三大关键因素;在服务出口方面,首脑外交呈现出行业异质性,对中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服务贸易子行业的拉动作用有限。但是,研究发现新冠疫情对上述两类贸易创造效应都产生了抑制作用。此外,首脑外交并未对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明显积极影响,其原因在于中小规模投资和民营企业投资未受到充分的正面刺激。在后疫情时代,有必要尽快恢复线下的高层互访机制,并充分考虑首脑外交对出口和投资促进作用的差异性,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新发展。

话语、身份建构与中国东盟关系——《人民日报》与《海峡时报》新闻标题对比分析

本文以中国东盟关系的话语建构为例,把语言学研究领域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CDA)和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及建构主义理论的相关视角相结合,对《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2008)和《海峡时报》(2000-2008)与中国东盟关系相关的新闻标题进行对比分析,以此揭示话语、身份建构与中国东盟关系的互动。分析发现,近年来中国东盟双边关系的改善与双方报纸增加彼此正面身份的建构存在正相关关系;后现代国际关系和建构主义理论主张的'国家身份是建构的和变化的'观点是合理的;CDA能为国际关系领域的语言研究提供其所急需的话语分析工具。

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下的桂学文化面向东南亚传播的路径思考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给跨国文化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国际局势、技术发展、文化传播需要等多个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桂学文化向东南亚传播的路径也成为广西地区开展文化推广战略的重要研究方向,携手东盟国家,是桂学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本文将探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下的桂学文化向东南亚传播的路径,为国家地区间的特色地域文化传播、交流与合作寻找创新模式,思考文化领域的拓展与可持续发展。

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中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及其挑战

数字经济优势已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大国战略竞争的焦点之一。自美国推行“印太战略”以来,其覆盖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展,由于地缘政治权重和数字经济潜力两方面的战略意义,东盟成为中美数字竞争的关键角力场。伴随着体系更新、机制惯性、主体需求和客体内生四大动力的持续驱动,中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目前已然取得显著成果并逐步深入。然而,当前美国依托“QUAD+”和“IPEF”两大安全与发展抓手,不断加强和补充其“印太战略”下针对东盟数字经济的政策与措施,力求削弱中国在东南亚的数字经济影响力,由此带来了产业、制度和权力三大挑战,并在企业、国家、地区及全球四个层面造成了危害,逐渐在东南亚数字经济领域对中国形成合围之势。面对挑战,中国需采取适当的应对策略对冲美国“印太战略”给中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带来的风险,引领地区探求科技向善,助力疫后经济复苏,共建数字命运共同体,携手塑造数字时代的人类新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