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后现代主义史学范式的“中国中心观”

保罗·柯文的“中国中心观”针对“冲击-反应”等美国汉学经典范式,提出抛弃“以西方为中心”的外部视角,改为“以中国为中心”的观点来重新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中国中心观”虽然确有推陈出新之处,但受后现代主义史学影响,这一范式对主客观历史进行了模糊化处理,在倡导“以中国为中心”的同时,又极力否定中国历史的客观主体性,极有可能演化为“失去中国本位的中国史研究”。因此,中国历史学家在推介“中国中心观”的过程中,应该运用“唯物史观”对其进行更正,使之适应中国学术发展的需求。

国家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思考——以墨西哥中国中心为例

本文以墨西哥中国中心为例,探讨国家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思考。在科技创新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背景下,国家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面临着挑战和机遇。通过分析墨西哥中国中心的背景和发展,揭示其在国家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和影响。墨西哥中国中心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以及国际科技合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为其他国家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提供了启示。但国家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仍面临挑战,需要制定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本文将结合相关文献和案例,对国家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关键因素和成功经验进行总结,并展望其未来发展。通过深入探讨国家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思考,本文旨在为国家科技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指导。

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美国学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取向的再省思

自19世纪以来,“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论”是美国汉学界在审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时的主要取向。这两种研究取向有其合理性,但亦都存在偏颇之处:西方中心取向将东方与西方或者说传统和现代视为完全无法并立的两极,并以西方的历史经验为标准考察中国历史发展;中国中心论虽强调中国自身的内在发展,但倾向于从碎片化的元素本身论断传统的延续性,弱化甚至忽略外来因素的影响与作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中国已然被拖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因此在审视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时,应将其置于全球史的历史进程之中,从内部与外部两个方向对其内在性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发展演化进行动态化的考察,如此方能真正“发现在中国的历史”。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中国观”解读

[目的/意义]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是布鲁金斯学会下属专门研究中国的中心。本文分析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在中国外交研究方面的成果,旨在识别其核心研究主题、主要学者及其对中国的视角,以深化对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特征的理解。[方法/过程]采用文献审查法,本研究细读相关报告与论文,关注其研究方法、论证逻辑和焦点议题,从而准确捕捉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中国研究脉络。[结果/结论]研究表明,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重点关注中国外交发展意图和方向、中美关系、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和中俄关系等。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中国研究具有极强的政策导向性和强大的政策影响力,其自由主义倾向十分突出。未来,应及时对该智库关于中国的研究成果进行追踪。

中国中心观的由来及其发展——柯文教授访谈录

柯文教授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家 ,曾任威尔斯利学院历史系主任、教授 ,现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他的著作《中国与基督教》、《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在中国发现历史》和《历史三调》等均在世界中国学界有着重要的影响 ,特别是他提出的“中国中心观”更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中国近世史研究的整体走向。今年 5月初 ,柯文教授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接受了我们长达 4个多小时的采访 ,整个访谈主要围绕柯文教授的治学生涯展开 。

40°N现象与21世纪的“中国中心”

本文根据统计分析发现的“世界活动中心纵横向转移现象”，预测２１ 世纪是“亚洲世纪”，并且继日本之后，中国、印度将会先后成为“世界中心”。要使“中国中心”成为现实，的确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本文仅探讨了促其实现的“关系模式”问题。

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中国中心观”主导下的清史研究反思

本文立足于批判性反思的立场,以社会史为中心,从人口、性别、经济、政治与对外关系等方面,追溯了19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18世纪中国现代性的“发现之旅”,进而分析了这一以“中国中心观”理论为主导的研究趋势内在的逻辑困境,认为这类研究,尽管绝大多数都是就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所做的专题探讨,但实际上遵循的却是一种“总体性思维”,采用的是一种愈益宽泛的现代性定义,因而最终走上了一条“泛近代化”的道路”。这类研究,又无不以反西方中心论为旨趣,却因其针锋相对的逻辑,一方面难免滑向“中国中心主义”的老路,另一方面又为西方中心论的延续提供了合法的外衣,故而属于一种典型的“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意识”。就国内学者而言,这样一种力求在中国本土寻找现代性的努力,使用的却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中国学理论,结果在冲击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同时,又逐渐走上了一条新教条主义的道路。

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所提倡的“中国中心观”,不仅仅是一个史学方法论问题 ,更是一个深层次的史学理论问题 ;尽管它仍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但对于克服美国中国史研究领域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弊端 ,具有重要的意义。

宏大叙事的探寻与中国中心观的再思考

中国研究领域存在某种碎片化的趋向,故对宏大叙事的探寻仍有必要。柯文曾梳理几种主要的诠释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模式,即冲击—反应观、现代化模式、帝国主义模式和中国中心观模式,它们可以被视为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最重要的几种宏大叙事。尽管柯文强调中国中心观模式相比于前三种模式的优胜处,但它也可能带来以下问题:未能真正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太过贬低外在因素的推动作用;未足够重视历史的断裂性;有丧失全国性视野的危险;较为忽略历史分析中的思想文化向度。与之相对,一种充分接纳冲击—反应观、现代化模式和帝国主义模式的有益成分的中国中心观将是一种更为健全的中国中心观。

一个思考:由柯文“中国中心观”谈起

作为对“冲击 -回应”说的反动 ,柯文“中国中心观”的研究范式自有其合理性值得我们注意 ,然而又由于它内在的矛盾性———过分强调了中国的内部因素在中国近代发展中的作用 ,会导致“中国中心”的困局。而从历史实际来看 ,引起中国近代变革的动力仍然在西力的进入 ,所以柯文这一研究范式仍有其巨大局限性 ,并不能完全说明近代中国的变化。

“范式危机”凸显的认识误区——对柯文式“中国中心观”的实践性反思

兴起于美国中国学界的柯文式"中国中心观",近三十多年来学术影响始终不衰。对此种取向在研究实践中的基本理路及其累积起来的认知效果,学界以往基本没有加以系统的检视。实际上,"中国中心观"所达致的实践后果,业已形成三种严重缺陷,即追寻内在连续性的迷途、作茧自缚的地方史路径和反东方学的东方学措辞。由此可知,所谓"范式危机"问题的本质,更多凸显了"中国中心观"式认识误区所造成的思维混乱。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西方中心”还是“中国中心”?——对海外中国学一种解释框架的知识社会学反思

长期以来,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出现了"冲击—回应说"与"中国中心说"的分歧以及"天下观"与"民族国家观"的对立。实际上,这些分歧和对立根源于"西方中心观"与"中国中心观"两种不同的解释模式。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西方中心观"与"中国中心观"之间的对立是近代中国社会"悖论"性质在思维方式上的折射与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悖论"性质决定了海外中国学研究要超越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采取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

在“西方中心”与“中国中心”之间——论《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费正清的史学研究模式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虽然总体上是在费正清以文明冲突为核心的“冲击—反应”的研究模式指导下编著而成的,但是作为一部出版于1978年的著作,该书的研究模式表现出了明显的从“西方中心观”向“中国中心观”的过渡。

现代文学研究之“中国中心观”的兴起--“民族风格”与“外来影响”之关系研究的学术史分析

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与晚清及古代文学、文化之关系的"传承-转化"研究,成为近2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趋势,不妨称之为"现代文学研究之‘中国中心观’的兴起"。它既带来启示,也引出困惑,还可能导致学科尴尬。其兴起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的腾飞、社会思潮与知识分子心态的改变。只要此种"大气候"得以延续,这一趋势就不会衰颓。

“混沌之死”与中国中心主义天下观之解构

《庄子·应帝王》的结尾是混沌之死的寓言,这个寓言的背景视域是中国中心主义的天下观。混沌之死暗喻礼(报)对德的谋杀,而一旦不以德维系,而以德之戕害为后果,礼自身也就式微崩坏了。这是庄子版本的"礼坏乐崩",它暗示,随着帝、王时代及其政教典范(德与礼)的终结,以礼义论展开自我界定的中国观念以及以中国中心论为轴心的天下观的精神基础,也面临着基本型的危机。这正是《应帝王》通过混沌之死传达的深层意义。

“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观”:美国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文献述评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在美国学术界，围绕中国明清尤其是近代历史的评价问题，出现了“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观”的不同观点。“西方中心论”认为，世界发展的中心在欧洲，中国社会则长期以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内部动力来突破传统框架并向近代社会演进。“中国中心观”则主张在中国发现中国的历史，认为至少在18世纪以前，人类发展的中心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美国学术界形成的这两个针锋相对观点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学术研究的时代环境条件的变化所致；

从“中国中心主义”到“世界公民”——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世界观的历史变迁

变革传统儒学“中国中心主义”的文化世界观是中国现代化首要的基本的历史课题。但从“中体西用”到“西方中心主义”,再到建国后借助社会主义优越性重新膨胀的“中国中心主义”的历程表明 ,中国人重建新文化世界观的努力失败了。2 0世纪 80年代后 ,邓小平根据对时代与中国的全新认识 ,提出了“世界公民”的重要思想 ,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崭新的文化世界观基础。考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世界观的历史变迁 ,人们不难认识到邓小平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这一历史真理。

论中国近代史中的“中国中心”和“西方中心”——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为例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代史被纳入到整个世界近代史范畴中。如何解读这样的中国近代史,不同的模式体现着不同的立场和想象。以往的马列主义唯物史观范式,以阶级斗争作为解释模式,旨在突出共产主义革命,但这样简单地把近代史进行过程、事件和高潮的分割,使得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缺乏血肉。现代化理论的出现,是对原有"革命史观"的"不满"和"反动"。其中冲击—回应模式的诠释可谓是一个生动的、双向的解释范式,但也充满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