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李约瑟与非欧洲中心视角下的中国生态文明起源论

福斯特通过比较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在东西方文化中视角差异的分析,强调了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非欧洲中心主义立场,继之突显了跨文化生态学的重要性。尽管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起源于西方,但却同样受到了东方国家的普遍欢迎。这种现象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自然观。基于此,福斯特着重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国“有机自然主义”的结合,并解释了这种结合对于中国的影响。同时,他还驳斥了一些错误观点,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生态文明”理念形成的重要贡献,进而得出结论:伴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很可能会在全球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

“书写中心主义”袪魅与龙门书风成因的审美立场辩证

一、引论从总体意义和相对意义上讲,书法终究是由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群体在他们特有的认知范畴及价值向度上建立起来的一种艺术形式,或者从某种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我们也可以认为书法是某种共同话语空间内一种心照不宣的“游戏”。

中国自主生态文明知识体系建构的初步探索--张云飞教授访谈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云飞教授自从1986年发表《生态伦理学初探》一文以来,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等方面的研究,涉及生态伦理学、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可持续技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史、西方环境主义和生态主义思潮等多个领域。他力求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新自由主义环境主义政策的话语“霸权”,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坚持探索。张云飞教授笔耕不辍,在海内外已经出版各类著作47部,其中包括:个人学术专著《天人合一--儒学与生态环境》(1995年)、《中国农家》(1996年、2019年)、《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生态文明》(2014年、2018年)、《天人合一:儒道哲学与生态文明》(2019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Building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2020年)、《自然的复活: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及其当代意义》(2022年)、《生态文明的伦理诉求》(2023年)、《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进路研究》(2023年)等14部,与他人合著《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2017年)、《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2018年)、《中国生态文明新时代》(2020年)、《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程和经验研究》(2020年)、《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022年)等8部,主编著作《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创新抉择》(2014年)、《辉煌40年--中国改革开放成就丛书·生态文明卷》(2018年)等4部。此外,他还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教学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美国《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等海内外重要报刊发表各类文章300余篇,代表性论文有《生态伦理学初探》《试论生态文明在文明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试论生态文明的历史方位》等。

文明立场范式批判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涉及“中华民族”和“现代文明”两个概念。从这两个概念衍生出“中”和“西”、“现代”和“传统”的比较。文明立场争论的核心就在于如何正确认识文明观的“中西之辩”和“古今之争”。围绕这两种比较,形成了四种不同的文明立场:传统主义、现代主义、中国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超越文明的“古今之争”和“中西之辩”,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当前中国比较文明研究的任务

在当前中国谈论比较文明,不能不涉及到外国文明和中国文明、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三对关系或三个问题,而当前中国又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加速时期之中,显然,讨论上述三个问题不能离开中国社会转型的这种实际。我认为,当前中国比较文明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探讨正确处理这三个问题的原则和途径,使它们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从而推动中国社会转型能够较为顺利地进行,尽量减少损失,少走弯路。

人类文明多样性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人类的进化表现为人类文明的演进,多样性是人类文明最本质最重要的属性,保证了人类社会的生命力、创造性和延续性。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国国情,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加强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交流与互鉴、理解与包容,让多样性成为人类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的源泉,有利于推动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汤因比早期中国文明观探源

作为20世纪西方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汤因比欣赏中国文明的大一统历史和包容性,欣赏中国文化的“阴阳”哲学,但其早期作品中又充满对中国社会混乱和苦难的摹写,并据此认为中国社会封闭而自负、中国哲学不断衰落退化。这种负面态度与其晚年对中国文明的推崇和礼赞大相径庭,其原因更多来自于英国工业化时代背景的影响以及汤因比初次到访中国所经历的混乱状态。汤因比早期中国文明观念的背后是对非西方文明的排斥和拒绝,是对世界文明中心的单数隐喻。

比较职业教育研究的中国立场

受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影响,比较职业教育研究成果表现出价值取向西化、研究思维盲从、反思意识缺失等特征。从知识生产角度看,比较职业教育研究者习惯于用西方经典理论剪裁中国职业教育经验,认为中国只能贡献地方性知识,而无法生产具有普世意义的全球性知识。为提升比较职业教育研究学术水平,需要重塑比较职业教育研究的中国立场,培植对本土职业教育实践的文化认同感,彰显比较职业教育研究的民族性,构建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研究话语体系,创生引领世界职业教育研究潮流的中国范式。

实现东西方文明的共生互补——谈中国的文化定向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各种西方的思潮、观念、主义在中国大地上不断涌现,却又匆匆忙忙地退隐,代之以更“新潮”的学说。在当今学坛上,“西方中心主义”早已呼啸而过,随之而来的是对“后现代主义”的膜拜和对回归传统文化的渴望。

生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下的运用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它从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入手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并试图构建一个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社会形态。生态马克思主义有着与"深绿""浅绿"理论不同的"红绿"理论,是最具"红色"的绿色思想。除此之外,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的基础上揭示出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视域。中国生态文明理论是立足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展而来的一种理论话语,它不仅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红绿"性质,而且体现出"弱"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由此可见,生态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方,但其仍然能够在中国语境下被运用,它与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理论互通性,并能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借鉴意义。

传承并创新,守望中国文化立场

西方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我们也将文化视为国家"软实力"。是发展文化第一还是经济第一,这个自中国汉朝就以《盐铁论》为证开始争论的话题,被当今的西方经济强国早已放弃,他们一边向全世界输出自己的科技等经济资本,一边强迫他国接受其包括价值观与执政理念在内的文化资本。

文明互鉴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

21世纪世界面临的各类共同性危机亟需各国秉承文明共存、交流、互鉴的理念加以应对。文明互鉴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它能够消除不同文明圈国家和人民之间的隔阂、误解、偏见,实现人心相通,从而为最低限度和终极意义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提供思想和价值观上的支撑,而且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文明互鉴也是现代世界体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种种迹象表明,西方(文明)中心主义已成为制约文明互鉴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主要障碍。文明平等、包容、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问题提出的“中国方案”,它在给中国及世界带来希望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论西方环境伦理学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影响

以“人类是否对自然承担直接道德义务”的问题为根据,可以将西方环境伦理学划分为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环境伦理学存在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背后却具有理论基础、价值立场的一致性。从理论基础的一致性看,它们都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使得它们不去探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是如何断裂的,进而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结为生态价值观的危机,秉承的都是一种抽象的文化价值决定论;从价值立场的一致性看,它们不仅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辩护的伦理学,而且漠视人民群众和发展中国家为了消除贫困追求生存的发展权与环境权,是一种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开始于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引进、评介,由此形成借鉴或认同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随着学术界对西方环境伦理学在理论基础和价值立场上的缺陷的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界提出了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理论主张,这也使得学术界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在吸收西方环境伦理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并最终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西方环境伦理学关于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观等问题的争论,对我国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都产生了影响,厘清这种影响不仅有利于促进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而且有利于我们建构一种能够既维护中国的发展权与环境权,又有利于促进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

“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中的中国形象

作为西方文明的一面镜子，西方视域中的中国形象一直保持着一种神秘的异域情调色彩，在乌托邦和意识形态间起起伏伏。英国汉学家雷蒙·道森在其代表作《中国变色龙》一书中就用“变色龙”来比喻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系统地总结了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的中国形象的历史演变。

论斯诺的红色中国镜像

强烈冲击东方传统价值体系的西方现代文明，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文化的转型。18世纪后，随着工业革命的逐步展开和殖民势力的扩张，西方中心主义论调得以广泛散布，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由此开始全面、整体的改写。许多西方商人、旅行家和传教士涉足中国，塑造日渐衰败的东方帝国形象，西方异域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由曾经辉煌的“金黄”转为黯淡的“灰色”，落后、愚昧，成为西方话语中全面否定的他者形象。

推动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创新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人的历史使命。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不仅对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意义重大,而且直接关系到当下中国能否成功解决国际传播的现实问题。与传播学的其他分支一样,国际传播也是一个长期被西方理论主宰的研究领域。从文明的冲突到历史的终结,从世界系统理论到依赖理论,从报刊四种理论到比较媒介系统理论,这些耳熟能详的国际传播理论无一不体现出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不仅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传播学者一直都在批判这一格局,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也很早就开始关注这一问题。1983年和2018年《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两次以专刊的形式讨论“领域的发酵”,就是国际学术界对传播学研究全球北方化、西方化和白人化的反思。

知识分子 的启蒙立场与方式

1995年盛极一时的“人文精神”讨论曾集中关注过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操守和未来走向问题。然而,正如九十年代几乎所有的讨一样,“人文精神”讨论也不了了之,知识分子问题讨论更是含混而过、草草收兵,只不过多了一些人借助于对“人文精神”的有意曲解,更肆无忌惮地嘲弃了知识分子的责任而已。众多的知识分子依然陷身在传统知识分子位置上和角色失落之后对自身和对社会的两难之中,他们既不满于现实的精神衰退、物欲横流,同时又深深地自疑,对自己在这商品化的时代日益沦为“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