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为方法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自主知识体系

“以中国为方法”命题的提出与热议,意味着发展中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正试图逐渐摆脱对于外来学术的“学徒状态”,逐渐提出其本真的“主体性”要求。以中国为方法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亦即“以中国为方法,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目的”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的构成要件,是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实践范式与理论逻辑的生动展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党性特质。以中国为方法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立足中国理论、聚焦中国实践、把握中华文明、着眼中国话语,推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转换升级。

“以中国为中心”与“以中国为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的战略思维特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厚植于中国历史与文化之中,进而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与“以中国为方法”的战略思维,展现了新时代国家发展的鲜明特征和道路优势,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的“所来”“所在”“所依”“所领”,进而理解其所彰显历史性、现实性、文化性与世界性的“古”与“今”“内”与“外”的内在逻辑与有机统一,体现了鲜明的战略思维。

“以中国为方法”辨析——兼与杨光斌教授商榷

中国学术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就一直致力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大国崛起进程的加速,这种情形更加迫切。也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各个学科都在尝试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再梳理、再挖掘。近年来,政治学界提出的“历史政治学”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最新成果,而《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文章强调构建中国政治学理论知识体系必须要去“西方中心主义”,但却陷入“中国中心主义”的泥沼之中。中国政治学理论知识体系的“知识存量”,以及涵盖了中国历史传统政治知识和来自外部且被中国所吸收的其他政治哲学理论知识,都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乃至中国的学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撇开这些“知识存量”,而仅仅以“历史基体”来重新构建中国政治学理论知识体系,就有可能陷入“历史决定论”之中。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是一切知识之源,至于具体在什么国家产生,那是知识之流。因此,知识不在于它产生于何处,而在于谁在使用和为谁服务。

以中国为方法:新时代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的方法立场与主体证成

新时代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生成、构建于新时代中国文化思想场域,是新时代中国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折射与回声。中国电影理论批评是中国电影学人积极参与传承与建设中国文化思想的主体自觉的过程,也是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在世界话语对话中的主体确认的过程。他们“以中国为方法”正是立足于中国文化政治现实,面向全球化文化、政治、经济语境,重新审视中国电影理论与批评的全球化与本土化客观辩证关系的一种“批判性中国话语”。

以中国为方法的人权话语体系

在建构中国人权话语体系时,应警惕把西方经验作为普世的人权标准,避免在人权话语上的“自我东方化”,从而确立以中国为方法的人权话语体系,即形成自主原创又能进行国际对话、具有民族性又具有普遍性的中国人权话语体系。建构中国人权话语体系需要实现对“西方中心主义”和“自我东方化”的双重超越,以中国的经验作为方法和立场,秉持“文明相容的人权观”,调适人权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探求世界人权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促进跨文化人权交流和互鉴,为世界人权发展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路径。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美好生活研究范式的转换——以方法论为中心

40年来的中国社会变迁可以分别用“生产型社会”与“生活型社会”加以概括。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有差异的,评估方法也有所不同。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社会建设处于从生产型社会转向生活型社会的过程中,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成为双螺旋,形塑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当前的生活方式研究应从马克思社会理论、美好生活论和中国新发展现实相结合的视域,宏观上将“生产-生活”整体论和“中国为方法”作为美好生活论的基本面向,中观上将“生活者为方法”转换为“家作为方法”和“己作为方法”,从而实现生活方式研究范式的突破和创新。

“以中国为方法”:新闻学理论范式转换的逻辑、知识与方法论

互联网环境下新闻学理论范式创新的研究方兴未艾。本文从社会科学理论范式转换的基本逻辑和一般过程出发,回答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如何展开新闻理论范式创新的方法论问题。本文分析了传统新闻理论出现的两种"范式危机",指出新闻理论的诸种"转向"为新闻理论新范式的生成提供了知识资源。本文认为,中国独特的媒介历史经验以及新传播技术革命下全新的媒介实践,具有重要的对象价值。范式转换的实质是世界观的改变。基于社会科学理论具有条件性这一认识论,本文尝试提出"以中国为方法"作为新闻理论范式转换的一种方法论思考"。以中国为方法"倡导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共同体在基本的信念、价值与范例上建立共识,主张扎根中国经验、寻求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主体性,认为新闻学研究可以"立足中国来认识中国"并"通过中国来认识世界"。

中国道路的方法论——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鸦片战争前中国是具有高度文化自信的国家,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然而,自从进入近代,救亡成为首要任务,以中国为中心无疑义,旧有思想武器却无法抵御帝国主义,必须从西方寻找真理。民国以来,文化自信丧失殆尽,出现极端的"全盘西化派"和"全盘苏化派"。延安时期,毛泽东力图超越"内容+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框架,在受限条件下对"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作了艰难探索。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文化基因论,力图重塑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的大国文化自信。本文试图通过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以中国的价值和尺度即中国道路中所展现的原理为标准,历经黑格尔辩证法式的"正反合",重塑中国之主体性,构建中国道路的方法论。

中国传播研究如何做到“以中国为方法”——吴予敏教授访谈录

本次对吴予敏教授的访谈集中于如何从传播研究的“本土化”概念提升到“以中国为方法”。吴予敏教授追溯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播学本土化”的学术理路的发展过程,指出从传播学的角度重新认识本土,是将传播学的理论模式和方法论放在中国经验当中加以检验。“传播学本土化”和“以世界为方法”本质上是一个逻辑,体现了中国新闻传播学者与世界对话的愿景。吴予敏教授认为提出“以中国为方法”的出发点,折射了三种不同的焦虑:意识形态焦虑、文化身份焦虑和知识方法论焦虑。从“传播学本土化”到“以中国为方法”反映了文化主体意识的提升。“以中国为方法”,主要是指在方法论上体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回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场景,从中国本身的问题出发,把握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和话语逻辑。近年来中国传播研究的最突出的成绩是经验性研究。但是经验性研究需要突破西方传播理论的框限。“以中国为方法”不仅要直观地感知中国经验,还要通过意向性实践的行动进入中国经验,将经验的感知体认过程和研究问题的提炼过程交织起来。深化问题洞察,以经验的系统化推进问题结构化,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

以中国为方法的环境传播话语建构

在西方所主导的制度化环境话语体系下,环境问题被裁定为危机、困境、灾难,然后各方致力于在资本主义现有框架下寻求环境问题解决的路径,而这一视域下的环境传播自兴起之时也被赋予"危机学科"的定位。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等中国特色环境话语的提出,突破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含的现代性哲学局限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彰显了中国绿色政治哲学的价值观特质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文化基因,应成为评价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的一种新尺度。这就亟需建构"以中国为方法"的环境传播话语,实现关系维度与价值维度的两大转向,以展示中国环境传播话语的科学内涵与文明特征,助力全球环境话语的均衡发展。

“跨文明”与“新边疆”——从“中国香港问题”到“以中国香港为方法”

本文从“帝国-文明”的历史视野出发,基于地缘空间和文明形态将中国香港定位为中国立足内地面向海洋世界、面向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新边疆,提出“以边疆为方法”的跨文明研究方法,展现边疆地带对于文明中心的能动建构意义。边疆不仅可以推动文明中心吸收外来文明来丰富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边疆对于文明中心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会不断刺激、挑战乃至摧毁停滞腐朽的文明中心,推动文明的自我革新。基于这种研究路径,本文认为,所谓中国香港人心回归的“深层次问题”,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传统、中国文明传统和社会主义文明传统在中国香港交织、斗争和融合的产物,中国香港文化精神的“去殖民化”需要指向中国文明未来建构的更大视野。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中国香港为方法”,高度重视中国香港作为新边疆在中国文明未来建构进程中的积极能动的战略定位,并以此开辟“一国两制”的新篇章。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的关键进路:内容、体系与范式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内容丰富、逻辑严密、思想深邃的科学体系,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精髓,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立足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要坚持以现实问题为中心深入研究它的丰富内涵与原创性贡献,坚持以问题逻辑、学术逻辑与实践逻辑持续推进它的体系化学理化,并在此过程中加强它的理论范式研究、关键要素研究、整体性研究,不断增强现实解释力、话语说服力和实践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