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方法与中国主体重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批判

后现代主义作为当代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表征,被现代性叙事收编成为一种知识,为其提供合法性叙述。在民族潜意识建构下,后现代主义被搁置批判性,并以之为方法建构欠发达的后现代主义,成为重构中国主体的注解性材料。新世纪以来后现代主义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表述暗合,成为一种国家装置。只有超越后现代主义,才能保持思想的活力和尊严,重建文学与当代中国的批判性精神关联。

中国主体性何以丧失:新文化运动以来外国文学译介的另一后果

自新文化运动以降,从士大夫转化而来的知识分子抱着救国、锻造新文学、塑造新国民等宏大目的,以虔诚之心、亦步亦趋地把欧美各国分别确定的经典视为世界文学经典而大力译介,唯恐译介过程中在字词句上失去了原作的准确性,结果提供了远离英、法、俄、德、美等文学大国之历史真相的文学知识,彰显了其他国家的文学史观,甚至原本是虚构性的文学作品及其主人公言行得到中国读者的广泛践行,进而导致中国传统文学所表达的审美惯例及伦理要求被瓦解,中国主体性被自觉地失落。其实,中国的所谓"世界文学"经典,在欧美各国多指用其国语书写的文学,目的是为民众构建民族认同、彰显自己国家的伟大;相应的,现代中国形成和发展过程应充分运用自身丰富的传统文学资源,以有效构筑中华民族认同、建构有审美传统依据的生活秩序,而不是用外来文学替代、诋毁、颠覆既有的文学体系及其所包蕴的伦理、美学。

李约瑟问题之浅议——从中国主体论出发的若干反思

李约瑟问题自提出以来引发了来自中西方的激烈探讨。以中国为主体的认识论范式对李约瑟问题的话语表达、研究范式和地理社会结构三个方面进行解构和反思,并进而探讨其产生的历史意义和社会影响,实现从历史演变与学术发展的双向轨迹对李约瑟难题进行的再次解构,或能深化对中西科学发展中的文化环境作用的认识。

构建中国主体性公共治理学派的反思性探索——评李俊清教授《族群和谐与公共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把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放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尝试建构中国主体性公共治理理论,探索和形成中国公共治理学派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学科价值和实践意义。李俊清教授作为民族地区公共治理研究的“执牛耳”者,[2]在完成了《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公共管理导论》的拓荒之作后,近些年涵泳族群发展与族际和谐的公共治理研究,近期出版的《族群和谐与公共治理》一书则是这方面向内拓深、精耕细耘之作,尝试、求解与自证了建构中国主体性公共治理的本体化理论阐释与现实呈现。

“历史化”与探寻中国主体性的阐释学实践——贺桂梅《打开中国视野》与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动向

“历史化”近年来已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口号。近日在中山大学召开的中国新文学学会第34届年会上,这一概念甚至以“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趋势”为题,成为年会的首要主题。参会学者阐述拓展历史化研究的可能路径。

刑法教义学研究的中国主体性

刑法教义学既包括教义学方法,也包括教义学知识;教义学方法是无国界的,但教义学知识是对一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所作的解释,因而是有国界的。德日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表明,共犯的定罪与量刑均取决于正犯,因而决定了其共犯理论必须采取实质客观说以区分正犯与共犯;而中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表明,共同犯罪的定罪与量刑是截然可分的不同层次,因而在正犯与共犯的区分上采取形式客观说就足以解决问题。中国刑法和德日刑法对侵占罪规定的成立要件并不相同,"拒不退还"、"拒不交出"在中国的侵占罪中是一种客观处罚条件,是独立的行为要件,因而不能将其融入"非法占为已有"的含义之中。中国的刑法教义学研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以中国刑法的规定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并受其严格约束;要真正构建中国的刑法教义学,必须唤起研究者的主体意识。

现代意识与中国主体——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的一个基本思路

“现代意识”这个词组一般而言，主要指的是以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和文艺创作为核心的思想和文学意识，早基于欧美的文化和文学的历史情形而建构出来的，但是在描述和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时关注的重点不在于文学的双关关系，也不是中国文学中的西方问题，应该着力凸现身处中国自身的历史情境之中的中国主体的思想、文化和文学反应。中国现代意识既不是一个和西方现代意识相隔绝、相对立的概念，它接受西方现代意识的启迪和激发。

电影如何言说中国主体——兼论“第三世界叙事”与“柔软的主体性”

本文首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里的主体言说之困进行了历史脉络的梳理,随后以现象级电影《战狼2》为例,论述其如何在第三世界叙事中建立起更具超越性的"命运共同体"叙事来言说中国主体。在这种言说中,吴京发挥其柔软的主体性对好莱坞模式进行改造。在走向成熟的中国主体言说的过程中,这种柔软的主体性依然存在提升的空间。

论早期奥剧改编中的“中国主体性”

尤金·奥尼尔是美国现代戏剧之父,193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22年至今,伴随我国古典戏曲改革和现代话剧的诞生及发展,奥尼尔在中国的影响渐深渐远、历久弥坚;然而,在我们选择、吸收奥尼尔的过程中,"中国主体性"作用却十分明显,不容小觑。

在“小时代”中重构“中国”主体——郭敬明、《小时代》与80后文学的可能性

作为郭敬明创作转型的标志,"小时代"三部曲突破了他的"青春体验"书写框架和僵化模式,和众多80后写作一起,在当代中国"漫长的90年代"这一特殊历史语境中成为一代人的生存样本,为重构中国主体这一大时代叙事提供着合法性论证,更为重建个体在当下剧烈变革的大时代中的及物生活,进而促进当代文学的嬗变重生,勾连起一种关联的可能性。

中国在主体性探索中的自我觉醒与蒙蔽

"何为中国主体性"的历史凝思引申出一系列问题,并显露出中国的自觉与自省。然而,"思"之广延性的无限可能一方面并不能穷尽蒙蔽我们的魅惑,另一方面也在制造着新的魅惑再度遮蔽我们的视野。中国主体性之思恰恰就在这样的一种"自我觉醒"与"自我蒙蔽"的思想循环中进行,觉醒与蒙蔽既针锋相对,同时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秦岭-大别中央造山系南缘勉略古缝合带的再认识——兼论中国大陆主体的拼合

秦岭-大别等中央造山系南缘的勉略(勉县-略阳)构造带是中国大陆构造中划分南北、连接东西的重要构造带。构造、沉积、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古生物和同位素定年以及变质变形、岩浆活动等多学科综合研究证明,勉略构造带先期原是秦岭-大别造山带中除商丹缝合带以外的另一条于中—晚泥盆世扩张打开、晚二叠世开始俯冲、中—晚三叠世陆-陆碰撞造山的古板块缝合带,也是中国大陆印支期完成其主体拼合的主要结合带,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建设的理论思考与实践布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主体思想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战略布局实践中,在动员人民群众、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实现党员干部与广大群众良性互动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理论思考,实施了卓有成效的实践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国理政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新形势下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建设提供了群众基础、发展方向和主体合力。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是一个由党的领袖、理论工作者、普通党员、人民群众等组合而成的多元主体系统,它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个体性与群体性的统一,结构性与组织性的统一,自主性与开放性的统一,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性的概括,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系统运行规律的揭示。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基本特征,有利于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确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方向性和实效性。

主体中国、民间法与法治

站在主体中国的立场,观察其法治建设的使命,可认为民间法是推进法治中国化的有机力量或构成性因素。但法律移植的意识形态情结,阻碍了人们对民间法与法治建设关系的进一步认识和反思。为此,需要在文化、利益和自治秩序视角重新打量国家的主体性,并在此基础上反思民间法的应有意涵,评判法治建设中对民间法的既有立场,并根据时空两个判准,寻求民间法对法治建设的有效支援,防范并阻却民间法可能对法治建设的妨碍。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大主体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最活跃因素,是能否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关键。一般来说,依据主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发挥作用的不同,可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分为三大类:领袖人物主体、理论工作者主体和人民群众主体。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客观规律,必须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这一能动性因素,特别是要注意把握领袖人物、理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这三类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正是这三大类主体之间的互动,才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断向前发展。

开放的“全球化观”与“主体性”中国的建构

立基于对中国法学近二十年"全球化论辩"的详尽分析和反思,不仅批判了中国法学论者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所持有的那种完全丢失中国自身立场或视界的封闭且被动的"全球化观",同时还阐发或建构了一种以中国"主体性"为基础的开放而非封闭的"全球化观"或"全球化图景"。这一开放的"全球化观"的建构,为中国能够以一种"主体性"的姿态积极参与对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的审查和决策提供一种认识论上的可能通道,而要真正建构中国与全球化在本体论上可能关系,我们有必要在本体论层面上引入"全球治理"的问题,并追问在全球治理框架中,中国究竟根据什么样的中国理想图景或世界理想图景去参与重构或重塑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的进程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特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规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特征。根据这一特征,中国共产党集体组织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唯一主体和核心力量,其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党的领袖和干部、党的知识分子和普通党员群众,且分别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着各自不同的重要作用。广大非党员群众由于其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其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组成部分,但却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依靠力量。

全球化进程中“主体中国法学”的秩序建构——一种基于中国传统法律文明智慧理性的思考

全球化是一场关涉经济、法律、文化等诸领域的动态化、一体化进程。法学教育的盲目国际化、法学思维的西体中用是当下中国法学在全球化进程中表现出来的客观样态,是一种"主题中国法学"的实践表达。中国传统文明中蕴藏着深刻而又丰富的法学智慧理性,其契合中国人世生活、服务中国人心;既有世俗意义上的规则之治,亦有超越意义的天道天理。当下若要实现全球化进程中的"主体中国法学"秩序的历史重任,势必得自传统中国法学文明处汲取智慧,自法学教育处省思、自法学思维处重塑。惟有此,中国法学才有与全球化对话的可能,现代的中国法学才能为世界展现其传统的文明智慧。

重建中国境外投资主体的战略思考

中国境外投资主体以国有制为主和以政府控制为主。这种以“二主”为特征的体制是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极不相符甚至相互排斥的。重建中国境外投资主体的产权基础 ,目前需抓紧的是建立和发展以国有股权为融合核心和以私有产权为融合核心的跨国公司 ,选择和发展以外国资本产权为纽带的跨国公司 ,并进一步完善中国境外投资企业的外部支撑体系。可以说重建中国境外投资主体 ,是中国企业从“引进来”到“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