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志”与“草原本位”:辽前期统治者的政治抉择

阿保机称帝建元后,契丹的征服倾向经历了由北向南的变化,“草原本位”逐渐隐匿,“中国之志”成了辽前期统治者的共同抉择。以往学者多从经济视野出发,思考契丹人缘何南下入主中原,该观点过度强调游牧经济的脆弱性,拔高游牧民族对中原经济的依赖性,从而预设了契丹南下的必然性。实际上,契丹乃至北族南下现象的背后体现出的是部族体制走向集权国家的历史路径,“皇权”在北方草原腹地没有根基,统治者只能借助中原汉地实现集权政治的建设,故屡有逐鹿中土之举,此即“中国之志”产生的根源。

“中国之治”蕴含的国家治理逻辑

"中国之智""中国之制"和"中国之志"分别构成了"中国之治"的理论支撑、制度支撑和价值支撑。"中国之治"蕴含了某种逻辑关联性,即中国之智聚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支撑"中国之治","中国之治"则实现中国之志。中国之智、中国之制和中国之志蕴含着三维互构并互动生成的逻辑结构关系。而中国之制则是其中至关重要的环节,承担着把中国之智转化为"中国之治"的重任,并确保"中国之治"能够在中国之志的引领下行稳致远。归根结底,"中国之治"的成功推进,很关键的就在于其蕴含了中国之智、中国之制和中国之志三者相生合成的国家治理逻辑。

辽太祖封长子倍为人皇王之意探析

辽太祖东征渤海后,从现实出发将精通汉唐文化,拥有文治武功的皇太子耶律倍改封人皇王,建立东丹国,因宜为势治理渤海的同时,以期消除大举南下辟地的分歧,实现思想统一,最终酬其中国之志。这种变化同时也取决于耶律倍的个人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