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参与在中国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及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社区参与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区居民可以通过参与决策、监督等,推动乡村发展和社会进步。社区参与可以为乡村治理工作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意见,对于落实政策和项目、维护社会稳定等意义重大,但受政策环境、居民意识、组织能力和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目前我国社区参与乡村治理的程度和效果仍有待提升。研究社区参与在中国乡村治理中的影响因素及作用,对于推动乡村治理科学化、民主化和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传统及新的尝试

结构主义、理性主义、文化理论是研究中国乡村治理的传统范式,已有的众多研究视角都衍生于这三个研究范式。三大研究范式及其不同视角对中国乡村治理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对许多问题作出了合理而有效的解释,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已有的研究没有把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市场化、社会化、货币化问题纳入研究范畴,没有把小农社会化作为一个视角。而这一视角有利于将农户、市场、社会和国家融为一体,将动态变化融于静态结构之中,是研究乡村治理的一个新的尝试。

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特征与影响

在国家与农村关系的制度框架下,从政府与乡村社会两个层面和"官治"与"自治"两条主线考察,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呈现出一条自治化(县政乡治)——行政化(乡政治理)——行政化与自治化并行(乡政村治)的变迁轨迹。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特征在当代的影响深远,以至我们改善乡村治理的任何努力都不可能脱离"乡土中国"熟人社会抑或半熟人社会这一历史基础及其演变,都不能不重视乡村治理单一行政化的近代特征及其教训,都不能不肯定村民自治这一具有民主价值的当代元素。

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逻辑及其影响

在国家与农村关系的制度框架下,从政府与乡村社会两个层面和"官治"与"自治"两条主线考察,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呈现出一条自治化(县政乡治)——行政化(乡政治理)——行政化与自治化并行(乡政村治)的变迁轨迹。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逻辑影响深远,以至我们改善乡村治理的任何努力都不可能脱离"乡土中国"熟人社会抑或半熟人社会这一历史基础及其演变,都不能不重视乡村治理单一行政化的近代特征及其教训,都不能不肯定村民自治这一具有民主价值的当代元素。

国家战略、制度变迁与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变革

建国以来,我国乡村社会经历了三次制度变迁,而在这三次制度变迁中国家力量起到了明显的主导作用,国家战略的变化引发了基层乡村治理结构的深刻变革。事实上,每一次乡村治理结构的变革都是国家战略与制度变迁耦合的结果,国家战略、制度变迁和我国乡村治理结构变革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复杂的交互关系。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与选举观察研究丛书》第三辑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2004年6月13日，我校出版社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与选举观察研究丛书》第三辑出版座谈会。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主任李秀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局长赵树凯、国家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副司长詹成付、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副司长刘建国等党政领导，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思考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对乡村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在实践中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现代化新框架。这一框架涵盖了乡村治理组织体系、乡村治理内容体系、乡村治理运行体系和乡村治理保障体系,其中组织体系是关键,内容体系是重点,运行体系是载体,保障体系是依托,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握时代发展要求、优化体制机制、发展集体经济夯实物质基础等,则为推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进路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之举,乡村社会治理离不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支撑。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当前中国乡村的具体实践,即通过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同时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统一实践过程。近年来,各地围绕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进行大量创新,逐步形成具有典型性和可供复制的实践案例。当然,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进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必然受到一定现实条件的约束。对于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亟需进一步探索发展乡村治理结构,调动村民参与村务的积极性,重新形塑韧性、双轨治理格局,深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此推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治理领域的体现。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已经形成以“体系-能力-效能”为核心内容的理论框架,其中,以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基础、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乡村治理效能现代化为导向。中国式乡村治理体系由高效的基层自治体系、完备的利益整合体系和科学的制度规范体系构成;中国式乡村治理能力由政党主导能力、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共治能力构成;中国式乡村治理效能由民本中心效能、远期振兴效能、系统发展效能构成。推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要以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治理效能现代化三个维度为重点内容,促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论纲

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是由其理论渊源、规范体系、执行保障体系和执行监督体系等构成的有机整体,是保障中国乡村治理实践有序有效运行的载体和依托。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程度和运行状况决定乡村治理效果,探讨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问题,不应盲目追求其形式上的系统化和完美程度,而应在增强其内在动力、活力和效能上下功夫,促进乡村治理的公正性和有效性相结合,并以充分展现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性及其满足乡村治理实践要求的适用性和紧迫性为前提,牢牢把握循序渐进的乡村治理规律,有序推进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

中国数字化乡村治理的对策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数字化乡村治理具有标志性意义。在中办、国办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将数字乡村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大内容,对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提高乡村善治水平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构建乡村数字治理新体系。在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中国数字化乡村治理出现了较多新情况新问题,值得我们深入反思。破解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既需要结合国内数字化乡村治理的一般模式,也需要围绕治理思路、价值取向、具体机理等主要内容,开展中国数字化乡村治理的思路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从实践上理解数字化乡村治理的新内涵,加快数字化综合创新平台等新基建建设应用,推进新方位、系统化的乡村政府职能流程优化,因地制宜开展数字化乡村治理的绩效考核。

新时代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探析——基于村干部职业化论争的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本质要求。乡村治理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逻辑必然构成其本质境域,但在当前村干部职业化研究中,对于村干部职业化的推进带来的行政增强是否必然导致对村民自治的消解却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中国乡村治理的研究与实践不能直接照搬西方治理理论中的政府与社会的二元框架,必须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中国之治的实质内涵出发,明晰“党的领导的强化、党领导下的行政增强和党对广泛社会自治的引领和发动”背后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治理逻辑,有效立足并服务于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顶层设计:乡村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逻辑

乡村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遵循顶层设计的实现逻辑。在顶层设计牵引驱动下,作为实践导向的乡村治理目标不断调适跃迁,从农业现代化迈向三农现代化,指向实现乡村全面现代化,为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有效转化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行动载体的乡村治理主体持续协同增能,从政社分开迈向协同共治,逐渐形成乡村治理合力,为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有效转化增强了内生动力;作为作用对象的乡村治理客体逐步变化调整,从满足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迈向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解决乡村社会各类问题,为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锚定了攻坚任务;作为转化工具的乡村治理方式渐近优化改进,从探索自治迈向多治融合,从而更好回应治理实践需要,为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有效转化提供了科学方法。

没有考评体系建设就很难有真正的乡村治理

赵秀玲撰文《考评体系建设对中国乡村治理的影响》指出，考评体系与乡村治理是水乳交融、互相作用和不可分割的，没有考评体系建设就很难有真正的乡村治理。总体而言，考评体系建设至少在三个重要方面对乡村治理产生了深刻影响。具体表现在：一是设标定位与规范运行，以影响和决定乡村治理的内涵与方向；二是民主监督与权力限制，将特权关进制度的铁笼子；三是夯实和强化村民自治，这是锻造和提升广大干群能力的实验场。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测度与空间收敛性研究

[目的]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解读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涵特征,从乡村经济治理、乡村文化治理、生态环境治理、城乡融合治理和基层组织治理5个维度构建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分析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水平、空间分布特征与空间收敛性。[方法]文章运用CRITIC—熵权法组合权重模型和TOPSIS评价模型,选取2010—2020年中国3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测度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并借助Kernel密度、空间Markov链和动态空间模型分析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时空分布动态与演变趋势。[结果](1)全国乡村治理现代化整体水平稳步上升,2020年略有下降;三大区域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差异显著,呈现“东高西低”发展态势;(2) Kernel密度曲线呈右移趋势,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水平差异逐渐缩小;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保持初始状态的稳定性较高,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较小;(3)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且呈波动上升态势;全国及三大区域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绝对β收敛趋势和条件β收敛趋势,不同区域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的β收敛速度具有差异性。[结论]最后,提出加快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水平提升,加强区域互动,缩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差异,制定有梯度的区域乡村治理政策的建议。

新质生产力、数字金融与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

基于2013—2022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金融对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影响机制与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驱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新质生产力是数字金融推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路径。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对数字经济发达地区、东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和农业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影响更强。空间效应检验发现,数字金融不仅能够驱动本省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而且对相邻省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理论内涵、演化逻辑与实践启示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持党政统合,以农民为中心,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实际不断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道路和过程。历时性考察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演化逻辑发现,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起始于为建立现代化新中国夯实乡村基层政权,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以制度化治理作为逻辑主线接续推进,指向为建成现代化强国奠定现代化乡村基础。面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和乡村振兴的现代化宏图伟业,新时代更好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权威,始终坚持以农民为中心,始终坚持制度化治理不动摇,始终坚持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

探究“道德银行”与中国新型乡村治理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农村地区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农村地区还存在着众多问题,影响了中国新型乡村治理建设,比如传统乡村治理和集体主体乡村治理“双重消解”的现实困境等等。我国余姚设立的“道德银行”作为地区普惠金融信贷机制的标杆,为我国其他地区扶持农村地区发展,建立农村新型治理结构提供了重要的借鉴经验。因此,本文主要就“道德银行”与中国新型乡村治理展开探究,并分析了中国新型乡村治理与“道德银行”的现状、中国新型乡村治理案例等内容,希望给地区相关的管理人员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改善农村发展现状,促进农村地区又好又快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