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供需的结构性矛盾及其改进取向分析

中国产业面临供给质量不高、低端供给过剩与高端供给不足并存、供给质量和供给体系不能匹配需求结构和需求体系的结构性矛盾。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更好地满足和创造消费需求,必须瞄准制约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实现良性互动的关键短板和瓶颈制约,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和低碳化改造升级,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在政策上,必须在适度放松管制、完善体制机制,优化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强标准质量品牌建设等方面有新作为、出新举措。

数字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中国产业链现代化

基于2012—2021年中国22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中国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促进中国产业链现代化,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沿海城市对中国产业链现代化促进作用更显著。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与中国产业链现代化之间发挥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显示,加强金融监管有助于强化数字金融对中国产业链现代化的驱动效应。

中国产业发展对周期理论的证伪与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1978—2008年间的快速、稳定、超长期的经济增长和2008年以来在新产业革命的背景下出现下行趋势的中期性波动,对传统产业周期理论形成了方法论意义上的证伪。实践证明,中国改革开放后到2008年间超长周期形成的根本原因与2008年后新产业革命背景下经济下行的中期性波动的内在机理上,都与消费结构升级意义上的需求增量紧密相关。基于上述分析和对传统周期理论及价格机制的反思,重新构建了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逻辑:经济周期形成的根本原因是需求方的功能预期(消费结构升级)与供给方科技创新之间的矛盾。其中,需求是具有根本意义的内生变量,科技创新的内生性只是附着于需求的内生性才存在的;储蓄率与投资率在经济增长中的对应关系,投资的乘数效果、消费的加速原理等,都是新的需求功能预期实现并拉动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新需求功能预期不断得到科技创新的回应,是实现超长周期经济增长的关键。

中国产业转移的战略考量:特征、动因与政策展望

全球产业链格局正在加速重塑,全球经贸格局或将经历剧变,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已经到来。中国作为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核心参与者,在这一进程中呈现加工制造环节加速外迁、跨国资本流动朝资本流出方向集中、国内产业转移承接的空间不饱和以及新兴产业尚未成为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等典型特征。文章在深入剖析不确定性风险、跨国企业主动国际化布局、国内需求不足、国内市场竞争激烈以及技术变革驱动等影响中国产业外迁的重要因素基础上,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如何应对我国产业过早过快跨国转移的风险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收缩趋势下区域贸易协定对中国产业链安全稳定的作用研究

在全球价值链(GVC)收缩趋势日益显著的背景下,区域贸易协定对中国产业链的安全稳定起着关键作用,研究区域贸易协定通过何种经济效应和政策机制对中国产业链安全稳定产生影响。首先,梳理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演进历程及其对当前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影响。其次,通过分析产业链发展新趋势,研究全球产业链重塑对贸易格局的影响。最后,提出了从融合新旧动能入手,发掘数字经济中的中国优势;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加快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以构建复杂的全球价值链为中心,增强获取贸易利益的能力等对策建议。

数字贸易发展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数字贸易是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增强国际竞争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研究数字贸易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是理顺数字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两者之间关系的关键一环。因此,本文基于2013-2021年中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数字贸易发展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数字贸易的发展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研究为揭示数字贸易影响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制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措施。

专访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氢能分会副秘书长江宁: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增添“氢”动力

在能源转型的关键时期,氢能以其清洁、高效、可再生的特性,正逐步成为新型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之一。目前,我国氢能产业整体发展处于何种阶段?当前发展的重点和热点是什么?未来何时会进入产业爆发期?……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了中国石化销售公司原首席专家、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氢能协会副秘书长江宁。

中国产业数字化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文章基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人才、数字化投入、数字化产出、绿色发展程度5个维度构建了我国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Moran’s I和Markov链对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产业数字化水平、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趋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产业数字化水平总体上较低,但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东、中、西三大地区的产业数字化水平表现为高、中、低的分布特征;中国产业数字化水平差异在逐年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数字化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极化现象;Moran’s I散点图表明多数省份处在第一、三象限,表明中国各省份产业数字化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现象;从Markov链转移概率矩阵可知,产业数字化水平高的地区有更强的稳定性,低水平地区逐渐向邻近高水平地区转移。

“双碳”目标下新常态中国产业协同碳减排研究——评《新常态中国产业全碳足迹关联复杂网络及协同减排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双碳”目标对于中国及世界发展极具意义,实现该目标关键在于实现产业的协同碳减排。面对新常态时期结构性因素的变化,亟待借助关联复杂网络、遗传算法等科学研究方法,系统解析中国产业全碳足迹变化特征及关联效应,分解影响因素,预测排放趋势,分解协同减排责任,提出政策建议,应更好助力“双碳”目标的高质量实现。

论李达《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对国情的探索及当代价值

《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中国近代产业发展状况,通常被誉为“中国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分析中国近代经济的第一本著作”。但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进程看,它却是革命处于低潮时阐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如何生根开花结果的经典文本。它通过对中国产业革命概况的分析,从中国在世界的时代方位、中国社会性质的特殊性和中国革命主体等三个方面说明了革命低潮时为什么对马克思主义“用不着害怕,也用不着怀疑”的主要道理。并巧妙地运用“时代定位法”“经政互动法”“突出主体法”等叙事方法,让革命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坚定了对“必须采用的主义”的信心。今天,研读李达这一阶段的经典文本,体悟到它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它所处的时代,对于进一步发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中的指导引领作用,对于进一步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为什么行”的历史逻辑,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

FDI、OFDI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

“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良性互动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首要途径。基于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2003—2020年的数据,选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FDI、OFDI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关系,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抑制作用,而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应该提高FDI引入标准、开放第三方市场,逐步在国际市场中掌握话语权;注重本国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服务建设;切忌“一刀切”,发挥区域联动效应。

中国产业主导的“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构建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地缘政治和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挑战,提出了中国产业主导的"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生成路径:着力推动中国企业"差异化"发展战略,提升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精准供给"水平;健全中国生产服务网络,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服务供给水平;构建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完善"一带一路"沿线产业体系的分工布局;推动中国产业标准"走出去"战略,促进其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共享;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筑牢"一带一路"沿线经贸合作根基;突出产业合作互利共赢,稳妥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空间;培育以中国为枢纽的"一带一路"沿线双向环流价值链,实现中国由外围向核心转变。

中国产业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以产业链分析为主线

中国的产业经济学由于承担着转轨经济中推动经济发展和规范市场秩序的双重任务,其产业分析的对象随着学科使命和任务的变化不断进行叠加式横向扩张,既要进行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的分析,又要进行产业组织和竞争政策的分析,还要进行开放条件下的产业发展分析等。从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要求出发,对中国产业经济学进行整合创新,需要把产业链分析摆到核心位置。产业链分析作为现代产业经济学的“范式创新”,是与技术飞速发展和全球精细分工相适应的。加强产业链分析不仅能够增强产业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自洽性和一致性,而且能够在建设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以产业链分析为主线范畴的产业经济学中国化,是中国产业经济学学者进行学科创新的重要工具和可行路径。

工作要求—控制模型在中国产业工人中的应用:边界条件与研究反思

以Karasek的Job Demand-Control(JDC)模型为框架,针对中国产业工人的高紧张工作和积极工作类型进行研究。通过三重交互作用,分别确定了以焦虑和组织自尊为因变量时,自主性对要求起调节作用的边界条件,为JDC模型在中国产业工人中的应用进行了拓展和细化。具体地说,只有高从业年限的工人,自主性才能缓冲要求对焦虑的正效应;只有当上级支持处于高水平时,自主性才能缓冲要求对工人组织自尊造成的损害。同时,对现有研究与JDC模型的原始内涵进行了比较与反思,并加以讨论。

FDI对中国产业效率的影响——基于1989-2010年地市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随着用工成本的上涨以及金融危机的全球蔓延,中国产业能否逐渐提升效率以增强国际竞争力,这关系到中国能否在中等收入阶段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态势并迈向更高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部经济,尤其是FDI的利用,但是劳动生产率却并不高。这使得人们难免怀疑FDI对生产效率的作用。而FDI对产业生产效率有何种影响也一直未有共识。利用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文章分析并测算了FDI对非农产业生产效率的影响,认为FDI对于产业效率的影响有限,仅对第三产业生产效率有一定促进作用。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等因素才有效促进了产业效率的提升。未来引进FDI时应当采取高技术高附加值等约束条件,改变以往以组装加工为主的特征,从而促进产业效率的提升。

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制度非中性与中国产业升级路径选择——兼评盛斌的“中国产业升级对策说”

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这意味着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个人,甚至制定市场政策的政府也必须遵守相应的规则,并以此为依据来权衡得失。自然,科学的制度能够促使企业、个人选择最佳的经营模式及与之匹配的路径、方式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之目标。这就需要政府能够根据市场变化以及产业发展逻辑制定相应法规.

次贷危机后的中国产业发展模式选择

次贷危机后的中国产业发展,应当先求生存,再着手调整,不断承接世界产业的转移,进行产业的高端切入。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应努力适应全球竞合的外部环境,积极介入国际规则制定,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占据有利位置,充分认识自身的产业弹性、优势劣势,打造产业结构调整的高端平台。

区位理论、区位因子与中国产业集群形成机理

20世纪初以来的区位理论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各个阶段的区位理论虽然研究视角不同,研究方法有别,但不是绝对对立的,它们相互补充,共同揭示出影响企业区位分布的多种区位因子。区位因子和区位条件的结合决定了企业的区位分布,基于此,本文将中国产业集群的发育状况、集群形成区位的初始条件与各种区位因子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对中国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作出了如下判断:中国产业集群的形成从总体上说源于五种效应,不同的产业集群有不同的形成机制,但每个产业集群都是多种效应非线性叠加的结果,因而对欠发达地区发展产业集群有重要的启示。

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与中国产业的技术进步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产业转移和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利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及其全球生产网络来扩大技术扩散和溢出,是发展中国家一种较有效率且低成本的选择。为此,中国企业应积极创造条件进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和经营网络。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应增强吸收能力,通过模仿、学习、消化和吸收,加快技术学习和技术创新的步伐,实现产业技术的进步。政府应通过有选择的政策干预来扩大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促进中国产业的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