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声音:现代新儒学与中国人文主义心理学

与西方心理学以科学主义为主体的“由下至上”的研究思路不同,中国传统心理学探究走的是“由上至下”的研究路线,即从心理及精神层面最高端入手,强调心理的道德与理性层面,故其实质是人文主义的。现代新儒学作为人文主义心理学研究典范,具有心理学研究“另一种声音”的独特价值与意义。现代新儒学研究背景及思路的展开,呈现出以传统心理学思想为深厚根基的中国近代心理学的独特个性与自信。这是现代新儒学对中国心理学的最大贡献。

王船山与中国人文主义传统

以人心和人生为观照,以趋善求治为显著特征的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其基本精神,从总体而言是以人文主义为内核的。以“人文主义”四个字来概括中国文化的本质特点,已成为海内外许多学者的共识。 海外有的学者还将人文主义分成内在的与外在的两种,并且认为“在西方大部分的人文主义都是外在的,然而在中国哲学中的人文主义却是内在的。”(成中英:《中国哲学的特性》,见刘小枫编《中国文化的特质》,三联书店1990年出版。)简而言之,其中国人文主义的内在性就是“

佛教的世俗化——简论《受戒》中的中国人文主义精神

汪曾祺在他的小说《受戒》中,以人性、人情美好的复归为底蕴,以中国人文主义“享受生活”为目的,展示了佛教世俗化的特殊含义,阐释了作家“人文精神”审美观的背后体现的佛教世俗化精神.

对中国人文主义问题的思考

庞朴同志的《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论纲)》,认为中国文化较之希腊,印度“更为富有人文精神”,这实质上是一种与西方人文主义在“人论”上有差异的人文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讨论中,提出了,中国人文主义问题。这引起了各种反响,它需要反对者的有力驳难,也需要赞同者的深入论证。 中国人文主义之有无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关于人文主义的定义问题。我认为,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的命名,它指的仅是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但作为一种人的自我意识,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认为人应当在此岸世界中认识,肯定和实现自己的价值,它在所有人类的历史上都源远流长。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不过是西方古代人文主义在漫长的中世纪之后的一个必然发展,这个运动之所以以复兴文艺为名和因此著名。

中国人文主义视角下程朱理学文化形象译介路径——以译者陈荣捷为例

程朱理学思想的海外传播主要得益于陈荣捷的中国人文主义视角和以此为依归的译介路径。在其理学思想译介过程中,他基于理学重视人力、重视道德、敬鬼神而远之的中国式人文主义特质,对理学的文化形象进行了重构,注重在其作品中对中国人文主义概念进行详细阐述,在表达重要理学概念时利用全新的理学术语翻译褪去文字表面的神秘色彩和宗教色彩,并且采用文内评论或者文内加注的方式呈现完备的理学体系,强化其独特的中国人文主义色彩。

构建一个理想化的智慧天堂:《吾国与吾民》中的中国人文主义,中庸之道,及浪漫主义美学思想

该文分析贯穿《吾国与吾民》的中国人文主义,探讨林语堂对以"常识"和"情理"为内核的"中庸之道"的重视与实现国人的人文主义理想之间的关系。紧紧抓住中式人文主义这条主线,林语堂树立了一个充满智慧的民族形象,这个民族的人民固执地遵守中庸,老练地游走于孔夫子的社会责任感与老子的超然闲适之间,并且浪漫地追求艺术和自给自足的生活。该文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审视林语堂如何用人文主义的"屋顶"和浪漫主义的"围墙"建造一座梦幻天堂,以及其超然现实的理想主义和自圆其说等问题,试图更全面地评价这部作品。

中国古典人文主义与司马迁思想

中国古代文化中有人文主义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厚的人文主义精神,此即“中国古典人文主义”。司马迁思想中的人本、人性、人道三个方面,明显地具有人文主义倾向,但其人文思想是不完整的,有材料而少概括,有观点而乏论证,更未成体系。

中国传统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新兴人类增强技术

新兴人类增强技术(HET)的迅猛发展引发了诸多人文思考,中国传统人文主义思想资源提供了不同于西方人文主义的新视野。从儒家文化看,HET的发展应该融入“仁”的内涵,实现“仁爱万物”的和谐;从道家文化看,HET的发展需要循“道”而行,尊重生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从墨家与法家文化看,HET的发展需要遵循“兼爱”与“法度”的技术规范,追求在现实层面助推个体及由个体组成的社会的更好发展。中国传统人文主义更强调类似于“道”之类的人文规范对技术的规约功能,强调“德福一致”的人文取向。中国传统人文主义可以为HET构建更具合理性的“技术-人文”关系,为HET提供基于人文主义的更健康的发展方向。

从“口喃耳语”到“抵掌剧谈”——晚明专制政治的松动与早期人文主义

晚明政治在传统史学观念中是声名狼藉的,但晚明时代又是中国早期人文主义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晚明的人文主义发展当然与社会的发展有着极重要的联系,而晚明政治实际上为人文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事实上,晚明的时代,人们在经济生活发生改变的同时,政治生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们开始可以在追求生活享受的同时,也少有顾忌地发表个人的政治主张。晚明时代的早期人文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专制主义的批判,一是对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言论的大胆,是政治宽松的表现,明朝虽然主体上仍处于君主专制政体下,但到明中叶以后社会控制与明初已迥然不同,与其后的清代更有着天壤之别。因此,晚明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乃是一个划时代的时期。

中西人文主义精神比较

中西人文主义在出发点、指向和研究方法上有相通和相近的地方，而本质却有所不同，二者之间存在着鲜明的时代性差异和民族性差异，并因这种差异而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想。要建构新的现代性的人文主义，复归传统或全盘西化都是走不通的。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国传统人文主义将人视作“天地之心”,重视生命的价值,希望人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追求,其技术思想也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现代社会的一系列“现代性问题”推动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天人观”“生命观”、传统技术思想及“圣王”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保留中国传统人文主义色彩的基础上对人文思想进行更新与强化,为解决“现代性问题”提供具有传统人文主义特色的“中国方案”。

在中西文化夹层中奔走灵程的中国信徒——《玉官》与《信仰之旅》的互文性解读

许地山的小说《玉官》和林语堂的散文《信仰之旅》不约而同地反思了中国信徒在追求基督教信仰过程中遇到的文化障碍,以及在中西文化冲撞中所经历的内心挣扎。互文性阅读有助于更透彻地把握两部作品思考的共同要点:教会教育对中国学生的正负面影响;中国信徒面临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尤其是"祭祖"传统)与基督教信仰冲突时的尴尬;我们需要怎样的宗教。

论林语堂的自由个人主义文化观

本文着眼于从文化史角度考察林语堂自由个人主义理念的文化内涵及特征，认为自由个人主义是一种在文化观念上消弭了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倾向而专注于个人心灵世界的独特文化形态。林语堂在东西合壁的意义上确立了以“中国的人文主义”为价值尺度的文化理想，以宗教泛爱主义为理性依托，把自由主义引向文学实践一隅，建构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化文化表达方式。

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深化社会主义认识的讨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学研究也在持续深化,有学者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深化对社会主义认识,这是有益的尝试。我们必须把研究奠立在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不仅要高举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求解放的伟大旗帜,而且要历史地、科学地关注与研究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潮和运动,要用发展的、实际的认识对待现代人道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继承、批判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的生存、发展和交往的宝贵思想遗产,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

谈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特质——人情化人文主义与分析化人文主义的比较

一、两种人文类型 人文主义,就其词源学意义而言,是指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化思潮,但就其实质蕴含来讲,则泛指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学说.而中国文化在其延绵数千年之久的发展过程中,一以贯之地表现出以人生和人心为观照,以趋善求治为追求的特点,其人文主义特征是十分鲜明的,更有甚者,中国人文主义还凸显着它人情化的理论特质.首先,从中国文化思想内涵而言,在天人关系上,中国人将天人化、人情化,尽心知天肇其始,天人合一继其后.人们以情感同一来论证“天”心即“人心”,有“天亦有喜怒之气,

赛珍珠与中国传统文化

赛珍珠与中国传统文化曾蕾任何一位天才的作家与重大的文化现象都会有着天然固有的联系。美国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赛珍珠（ＰｅａｒｌＳ．Ｂｕｃｋ，１８９２－１９７３）也不例外，她的一生与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赛珍珠虽不是一位系统探讨和专门研究中国传...

西方人文主义与中国新人文主义建构

在西方,人文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尤其到近代以后经历了几次重要的嬗变,特别是其现代新人文主义思想对于认识和解决现代社会中的矛盾和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引和启发意义。当下,面对以欲望和消费为一切主导且支离破碎的现代社会,新人文主义应该成为促使社会进步、促使异化的人性得以复归的重要理论动力。尤其是在中国追求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要在借鉴和扬弃中建构中国的新人文主义,使其发挥凝聚人心、提升价值的功能。

论林语堂的民族观念及自由意识

林语堂深受中西文化浸润,其民族观念体现在他试图通过个人文化趣味与文化感悟,阐发中国传统文化伦理的人文价值及其对应于社会文化选择的个人文化特质,把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刚柔并济"为特征的道家哲学和儒家"中庸之道"合而为一,归结为"中国的人文主义"。他从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中寻求灵感,帮助自己确立了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观念,并创建了文学"性灵论",进一步张扬个性。民族观念和自由意识的确立帮助林语堂对中国人的生命意识有了更深切地体会,并在中西文化之间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