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与中国台湾当局围绕1966年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交涉

1966年的第21届联合国大会,美国政府拟以“继承国”理论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局面。但现实情况是,美国政府既无法劝说中国台湾当局接受有涉“两个中国”的方案,也无法使加拿大政府放弃涉及安理会席位的“一中一台”提案。为争取中国台湾当局接受美方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政策调整,同时也为降低加拿大提案的影响力,美国转而支持由意大利主张、实际是美方亲手设计的“研究委员会案”。由此,美台之间经历了一场步步为营的交涉博奔过程,而蒋介石在关键时刻的“压迫策略”,对美国在联合国推动“研究委员会案”起到了抑制作用。

论日本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政策演变

日本在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从1957年到1971年,日本在联合国中先后支持美国针对中国的“暂缓搁置”、“重要事项”、“逆重要事项”等决议案,企图阻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代表权问题是日本对华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只要日本对华政策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其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政策也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

探析美日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

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美国及其盟友日本一直支持中国台湾。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形势的变化,美国基于战略利益的考虑,在无法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情况下改变政策,最终抛出"双重代表权"案和"逆重要问题"案,以设法挽留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日本也追随美国的这一政策,并迫于美国的压力担任了这两项决议案的提案国,但美日政策最终归于失败。

约翰逊政府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以1966年研究委员会提案为中心的讨论

1966年,由于面临要求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巨大压力,美国采纳了研究委员会提案,并支持意大利等国在联大上提出该案。美台为此进行了激烈争论,最终台湾勉强接受了该案。虽然在21届联大上这个提案未能通过,但是它的提出分化了“驱蒋纳我”的力量,拖延了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解决。

尼克松政府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评估和政策

中美关系解冻前,美国通过延期讨论和联合国"重要问题"处理办法,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的代表权,"中国代表权"问题由此产生。出于联华抗苏战略考虑,尼克松上台后亟需缓和美中关系。1969和1970年,他有意释放出一些对华和解信号,但因国内外牵制,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仍沿用"重要问题"案,然而改行类似"一中一台"策略的讨论却在加紧进行。1971年,美国正式决定采取"双重代表权"案,即中国加入联合国并进入安理会,同时保留台湾当局的联大席位。其间,美台有过激烈交涉。随着第26届联大否决"重要问题"案,通过"阿尔巴尼亚"案,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美国苦心经营的"双重代表权"案根本就未能表决,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以恢复。

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文的权威性不容挑战——纪念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

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从政治、法律、程序上彻底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充分体现了联合国所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50年前,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的票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这是新中国外交的胜利。这一历史事件表明,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开始堂堂正正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中国原则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

试析池田勇人内阁时期日本对华政策

在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对华政策的最大特点是"政冷经热",这在池田内阁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池田内阁在政治上积极配合美国反华的同时,在经济上加强了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其对华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特征。

击败“逆重要问题案”和“分段表决” “两阿提案”: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最终决战

1971年10月25日,纽约上空阴云密布,联合国总部里气氛凝重。这天下午3时,联大第1976次会议将结束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漫长辩论,进入到投票表决环节。而此时在大洋彼岸,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正在与中国人讨论尼克松访华事宜,在谈及联合国代表权问题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