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尸企业”存在之谜：基于企业微观因素的实证解释--来自2015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的经验证据

"僵尸企业"扭曲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抑制了"创造性破坏"机制作用的发挥,并容易诱发系统性的经济风险。探寻"僵尸企业"形成的微观因素,对于加快清退"僵尸企业",促进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2015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数据,从企业微观因素出发对"僵尸企业"现象存在的微观机制进行了逻辑自洽的实证解释。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文章发现"僵尸企业"的产品质量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家精神显著低于"非僵尸企业",匹配后参与者平均效应(ATT)分别处于-8.3%^-7.2%、-16.3%^-11.2%、-26.9%^-20.6%之间,并满足因果推断的统计要求。这表明,除财政补贴、金融救助等外部宏观因素外,企业内部微观因素也是造成"僵尸企业"形成的重要原因。研究建议,从根本上清除"僵尸企业"应注重企业内部微观因素的改善。具体来讲,政府应构建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有效激发企业质量创新的内生动力;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以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促进企业产品的更新换代;利用市场机制实现企业家精神的优胜劣汰,引导生产性、创新性企业家精神的培育。

机器人在中国:现状、未来与影响——来自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经验证据

作为一个正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期的制造业大国,中国工业机器人的发展现状、未来与影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然而,由于一手调查数据的缺乏,现有文献并未就上述问题展开全面的实证分析。针对现有文献的缺憾,本文综合运用2015、2016和2018年连续三轮的"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就机器人在中国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企业的影响效应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运用加权统计、倾向得分匹配、预测分析等多种识别策略,本文研究发现:第一,近年来机器人在我国呈现爆发性增长趋势,已对中国近1/3以上的制造业企业产生影响。按照现有投资增速,我国机器人使用覆盖率、使用密度将在2025年前后逼近先进国家水平。第二,机器人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整体替代效应为0.3%;并且,上述影响效应对不同技能劳动力存在非对称性影响,非技能劳动力受到机器人的"换人"冲击更大。第三,我国企业的机器人使用存在明显的微观差异,生产率异质性、政府的政策偏倚是造成机器人使用具有微观差异的重要原因。第四,因果推断表明,机器人使用对我国企业的生产效率、质量能力和管理效率具有重要的促进效应,并能在较大程度上降低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风险;根据现有机器人投资增速数据,我国机器人对劳动力市场的整体替代效应将在2025年前后攀升至4.7%。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全面认知我国机器人的发展现状与宏观经济影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报告(2015-2016)

为了解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应对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斯坦福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在2015-2016年开展了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CEES调查采用了国际水平的随机抽样方法和质量控制措施,回收了1208家企业和11136名员工的有效问卷。CEES调查了丰富的企业与劳动力的指标,从而有可能更为全面地描绘中国制造业企业发展的真实图景: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背景下,企业盈利水平较低,2015年平均利润率为3.3%,利润率的中位数为2.4%,但企业间利润率差异较大,75分位的利润率是中位数的近3倍;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2014—2015年增长率为5%-8%,而新员工的工资增长率为14.5%。虽然劳动力工资在增长,但其在总成本中的比重2013—2015年一直稳定在17%-18%之间,因而企业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来对冲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企业正在进行机器换人,有8%的企业使用了机器人,44%的企业使用了自动化设备,但在这一过程中也面临着投资和研发增长乏力的问题;企业注重改善管理,中国制造企业的平均管理得分为0.54,较美国制造业企业低16%;企业还在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一次检验不合格率从2014年的2.2%下降为2015年的1.6%,而新产品占销售额的比重则从2013年的7.7%,稳步提升至2015年的9%;企业也在不断地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2015年使用进口中间品的企业仅占13.3%,进口中间品的价值仅占全部投入品价值的3.7%。

企业过度投资挤出了创新吗——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实证分析

与现有文献多从制度环境、企业家能力角度研究企业创新能力制约因素有所不同,从企业投资行为选择这一独特视角,就企业过度投资对自身创新能力的挤出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一手微观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在相关因素充分控制的前提下,企业在研发创新领域以外的过度投资对于企业专利产出与产品创新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企业投资行为扭曲对自身创新能力形成了较为突出的挤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过度投资显著降低了企业技术研发投入,不利于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与管理效率提升,这些因素是企业过度投资抑制创新能力提升的主要渠道。为此,建议通过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更高的社保投入有利于企业创新吗——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2018年“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实证分析了社保投入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社保投入提升对于我国企业创新资源的挤出效应并不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其他因素充分控制的前提下,社保投入提升将显著增强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有助于激励和吸引更多高质量人力资本,从而促进企业创新能力不断跃升。异质性分析表明,与中小企业相比,大企业社保投入对企业创新的激励功能更为显著。建议合理看待企业社会保险负担,引导大企业重视社保投入的激励效应,同时,减轻中小企业的社保负担。

企业家出身造成了产能过剩吗——来自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经验证据

多年来,产能过剩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障碍。与现有文献多从宏观产业政策层面研究上述问题有所不同,本文选取企业家公共部门出身这一微观视角,运用政治关联理论,就企业家出身造成我国企业产能过剩的微观机理进行了创新性的实证解释。运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本文的基准回归表明,为获取政治关联所带来的非市场回报,在其他因素既定的前提下,对于出身公共部门的企业家而言,其所在企业的产能过剩程度平均偏高13.9%,出现产能过剩问题的边际概率则平均偏高5.3%。内生性检验、中介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发现,与宏观产业政策相比,企业家公共部门出身对于产能过剩的影响效应具有更高的经济显著性,而过度投资则是其中的重要影响途径。运用上市公司的微观面板数据,同源性误差检验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主要实证发现。为此,本文的政策建议是:政府应该将政策重心从产业政策转向竞争性政策,通过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厘清政府与市场二者的边界,避免企业家依靠政治关联对政府资源的"俘获"。只有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企业家的创新潜能才能得到充分释放,并从微观机理上解决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

企业管理能力对员工人力资本的影响效应分析

人力资本对企业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然而由于我国基础教育的质量不高,企业对员工人力资本的投入就显得尤为重要。文章运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出发,就企业管理能力对员工人力资本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企业管理效率得分来衡量企业管理能力,实证分析发现:第一,企业管理能力和人力资本积累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影响系数在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这说明通过对员工的管理,企业能够有效提升人力资本积累;第二,对企业所有制类型、资本密集型企业、企业新老员工和企业员工学历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表明,不同类型企业和员工在人力资本的积累程度上具有显著的异质性。

中国家族企业创新绩效测评——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实证解释

作为中国企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家族企业创新能力的强弱对于中国经济的创新转型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运用2018年“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1))数据,本文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两个维度出发,就中国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创新差异、不同代际家族企业的创新异质性等问题展开了较为详细的实证研究。基准回归表明,在充分引入企业年龄、所有制特征、技术溢出、创新集聚、行业与地区特征和共同时间趋势的前提下,现阶段中国家族企业呈现出较为显著的“低创新”特征,其不仅体现在研发支出、有效专利数量分别较非家族企业偏低72.22%和17.15%,而且在有效发明专利、生产方法创新和辅助性生产系统创新等领域,家族企业的创新表现也显著偏低。稳健性检验表明,在有效解决测度误差、因果倒置和遗漏变量等问题之后,家族企业的“低创新”特征仍稳健存在。进一步分析发现,家族企业的创新偏低主要集中于市场竞争较充分的地区和行业;与一代家族企业相比,二代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均相对偏高。内在机制检验表明,企业家能力、管理质量是引致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创新差异、不同代际家族企业存在创新异质性的重要原因。工具变量估计策略有力支持了家族企业“低创新”特征满足因果推断的统计要求。

质量能力是影响企业创新关键性因素吗?——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实证分析

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动力之一,已有研究基于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要素投入的分析,均未能全面解释部分企业研发创新效率不高的问题。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本文从企业质量能力的微观视角出发,运用最新一手企业调查数据,就质量能力对研发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及其渠道进行了全面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第一,作为研发创新的重要互补性能力,质量能力显著提升了企业研发创新效率,提高了企业以新产品销售和专利为代表的创新产出;第二,在质量能力中,质量需求满足能力对研发创新效率提升发挥最为重要的作用,质量能力主要通过引导企业将研发聚焦于客户需求满足,进而提高产出;第三,辅助回归结果表明,质量能力促进了企业家、管理层及非研发部门参与研发创新,促进了企业的外部研发合作,提高了企业决策中的数据使用,并提升了企业管理效率,上述效应是质量能力提升研发创新效率的潜在机制。据此,本文建议:政府应转变创新支持政策策略,在给予创新补贴等直接物质支持的同时,强调帮助企业提升配套质量能力;鼓励企业引进专业咨询服务,全面提升内生能力;引导企业树立市场化导向的创新观,将对顾客需求的满足作为研发创新的主要方向。

党组织对企业管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数据,研究了建立企业党组织对于企业管理效率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建立企业党组织对于企业管理效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变换企业管理效率的不同评价指标、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等稳健性检验均支持这一结论。企业党组织影响企业管理效率的三种可能路径是:提升员工稳定性、促进工资集体协商以及改善员工福利。企业党组织对于企业管理效率的影响效应,在未建立董事会企业和非出口企业中更大,说明在企业没有建立较为完善的现代管理制度时,企业党组织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优势。因而,企业党组织不仅承担团结群众等政治功能,而且对于企业管理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本研究为进一步加强企业党组织建设以提升企业管理效率提供了实证支撑。

最低工资施行过程中的“地板工资制”及其后果——基于2017年广东省企业—员工匹配调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利用2017年广东省2 000多家企业和5 000多名员工的匹配调查数据,分析了最低工资施行过程中形成的“地板工资制”现象及其后果。研究表明,最低工资并非形同虚设,而是形成了一种广泛存在的非正式的薪酬制度——“地板工资制”,导致员工工资增长对最低工资的高度依赖及一线员工严重超时加班,因此,暂缓最低工资调整将可能带来员工工资增长的停滞。文章认为,在缺乏一种行之有效的工资增长机制的背景下,及时调整最低工资依然是保障工人权益的主要手段;未来随着最低工资调整步伐的放缓必须设法提高劳动者的谈判能力,培育工资增长的市场机制,落实劳资双方的集体协商制度。

管理效率、质量能力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实证研究

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而言,如何加快供给质量升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在系统梳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运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所提出的企业供给侧质量能力的一般性测度方法,围绕管理效率、质量能力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逻辑机制问题展开全面的实证研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与管理效率相比,质量能力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强的直接效应;管理效率则主要通过提高质量能力而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间接影响。在此基础上,工具变量法、处理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发现:质量能力升级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因果效应。运用倾向得分匹配的识别策略,研究进一步发现:管理效率是提升中国企业质量能力的重要途径,而产品质量竞争力、质量要素配置状况则是管理效率推动质量能力升级的两个重要渠道。

社保投入有利于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吗？——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现有文献认为,社保投入对企业劳动生产率存在成本效应、激励效应两种不同的影响。由于大样本数据的缺乏,现阶段对于社会保险企业投入的讨论大多停留在其对企业生产的抑制效应。然而,本文运用随机分层抽样的"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就社保投入对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影响机制进行了创新性地实证研究。基准回归表明,在充分剔除选择性偏误的前提下,社保投入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激励效应更强。随着人均社保投入每增加10%,企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3.5%。进一步地,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创新精神与管理效率是社保投入对于企业劳动生产率产生激励效应的重要渠道;其中,与人力资本、创新精神相比,管理效率更为重要。与大部分基于发达经济体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有所不同,本文发现:对于现阶段我国经济而言,社保投入对企业生产要素投入的成本挤出效应并不明显,社会保险通过激励员工从而促进企业生产率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