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型

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型,主要有现代新儒学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潮流、根本成分”的“儒学复兴”,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两种基本路径。张岱年先生是儒学转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路径的最重要代表之一,他倡导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转化儒学之“深层奥义”,既反对宣扬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儒学否定论”,也反对罔顾历史事实和基本国情的“儒学复兴论”,而主张走一条马克思主义主导下的综合创新之路。

传统儒学主体人格思想与西方主体性原则的异同比较

在阐述了西方主体性思想和中国传统儒学主体人格思想演变史的基础上,对两者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相似之处,但在思维路径上则是大相径庭的。

传统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民居的影响

中国有着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中的儒家思想更是其中的瑰宝。儒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与精华,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行为准则和心理定位。中国的建筑体系自成一体,其中的传统民居更是种类繁多。文章试从中国传统儒学入手,研究其对中国传统民居的影响及体现,分析中国传统民居中映射的哲学文化。

对基督教之超越性的再思——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

在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中,关于"超越性"的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基督教的神创说、原罪观、基督之爱都具有一种独特的超越特性。本文试图从两者的比较中寻求基督教的超越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先秦儒家价值哲学的意蕴、特色及当代意义

先秦儒家价值哲学导源于西周,至孔子已具雏形,孟子、荀子等对其作了进一步发展。先秦儒家价值哲学提出内在价值统一论、"天人合一"的价值本源论与"和而不同"的价值标准论,是不同于西方"需要—满足"说的另一种进路。这对于我们今天反思近现代以来工具理性和外在价值论的过度膨胀,重构价值界说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与柏格森哲学

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叫“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营垒中不同派别之间的论争,也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极其重大的事件。在这场论战中,张君劢以西方生命哲学特别是柏格森哲学为武器,宣传自己的“人生观”思想,建立了援洋入儒的文化思想体系,为他以后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奠定了基础。研究中国现代新儒家就不能不考虑当时西方思潮的影响,同样,研究“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就必须注重考察柏格森哲学在其思想中的地位。如果从广阔的文化背景来探讨张君劢在“科学与玄学”之争的“人生观”,便可发现张君劢的“人生观”与柏格森哲学有着内在的联系。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

人生有两段路,必须走的路和想要走的路。必须走的路是扎根之路,是负重前行者汲取磅礴力量的路;想要走的路是理想之路,是积极奋进者怀有满腔热爱的路。大道如砥,行者无疆,唯有走好扎根之路,才能昂首阔步于理想之路。初心如磐,奋楫笃行,行好必经之路。必经之路是诚信之路,尾生抱柱,至死方休。“人无信而不立”,这是我们从中国传统儒学中汲取的智慧。

崇贤尚能,续中华人才伦理观

中国传统儒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内容独特、体系完整的政治哲学思想。儒家政治观承载了历代儒者对政治、社会、人伦的美好期许,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人性论为逻辑起点、以内圣外王之治为理想归旨、以道德自律与礼法约束为保障、以尊贤使能为主轴的尚贤政治思想,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本期重点推荐

崇贤尚能,续中华人才伦理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传统儒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内容独特、体系完整的政治哲学思想。儒家政治观承载了历代儒者对政治、社会、人伦的美好期许,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人性论为逻辑起点、以内圣外王之治为理想归旨、以道德自律与礼法约束为保障、以尊贤使能为主轴的尚贤政治思想,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传统民居装饰与儒家文化元素展示分析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在实际发展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其中儒家思想就是重要的一部分。其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是人们约束自我言行举止的重要依据。同时,在传统民居装饰中,儒家文化因素也得到了有效的展现。本文主要是分析传统民居装饰与儒家文化元素展现。中国传统儒学文化传统哲学思想是中国上下五千年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影响地位的文化,而儒家思想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五四运动前中国的世界主义思潮

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五四运动前兴起于欧洲的世界主义在中国形成了一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它既是中国传统儒学对世界认知的反弹,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类社会未来的美好向往。此时流行于中国的世界主义作为一种救亡爱国的思潮被引入,具有强调人类精神与道德,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强权政治等诸多特征。

国民党的战时民族主义具有两重性

民族主义是一面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并获得民众支持的旗帜。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顺应时代潮流,与包括中共在内之各党派团结抗战,确立＂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并对民族主义作了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阐释,恢复和继承了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之革命内容：＂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编者絮语:基督教、异教与现代性

本辑专题锁定在"基督教文化与文学研究"这个栏目,前四篇呈现的是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复杂关系,最后一篇把我们引向思考西方的现代性与中国传统儒学的关系——因此,我们将本辑专题的主题定为"基督教、异教与现代性"。

费密的《弘道书》

明清之际,伴随理学的衰微,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潮流,开始在中国传统儒学的母体内孕育。入清以后,为当时的国情所制约,经过朝野人士的倡导,融理学于传统儒学,从而向儒家经典回归,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康熙中叶以后的学术界,这一趋势鲜明地体现于费密所著《弘道书》中。费密,字此度,号燕峰,四川新繁(今属成都市)人,生于明天启五年(1625),卒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终年77岁。

“冯友兰版本”援西入中得失小议

陈寅恪先生曾在论述宋明理学时,指出如果没有佛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泛滥,是不可能产生宋明理学的。纵观中国古代思想史,我们也可以看到,某一种文化的发展,既需要其本土文化的传承,也需要外来文化的刺激。不幸的是,在明朝末年,中国逐步走向了闭关锁国,中国本土文化极少与外来文化进行直接交流。一直到了清末,由于救亡图存、增强国力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