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传统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判定国家治理现代化有五个维度,即组织的效率、理性化、能否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要考量社会组织的参与和贡献程度、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投入产出比。实现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应逐步建构起以"分权"为导向的制度体系,构建职权边界清晰的有限政府,将建立职能科学、权责法宝、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作为立法和党建工作的重点,纳入人大、党委和政府的考核评估体系。

“执古始之道,以御今之有”——中国古代治理传统中的治道和治术

在中国古代,治理是一个事关天下“公私之交”、社稷“存亡之本”的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诸如“治理”“治术”“治具”“治法”“治政”等思想一以贯之,形成了中国古代所特有的治理思维,这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都是独特的。对于中国传统政治而言,治理本身就蕴含着中国古代的政道和治道。中国历代诸子也大都将治道或政道作为首要关注的问题加以探讨和实践。纵观中国传统,所谓治道或政道,就是“因循而治、杂采诸术、阳儒阴法、以道御之”。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诸如轻重、刑名、礼乐等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智慧的中国治术或政术。

中国传统义利观的现代转型——以康有为和严复的求富规划为分析对象

在中国传统中存在着诸多社会治理理念,随着政治语境的变迁,它们都面临着现代转型问题,中国传统义利观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对于中国传统义利观的现代转型问题,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康有为和严复曾进行过积极的理论思考,这种思考充分体现在他们各自对于求富规划的建构当中。通过分析康有为和严复的求富规划,我们认识到他们对中国传统义利观进行了颠覆性处理,不过他们两人在对待重商主义问题上却都持有一种支持-反对的摇摆立场,充满着浓浓的暧昧情味。遵循康有为和严复对中国传统义利观的现代转型逻辑,我们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思想转型的机制、特征和不足有了一个更为真切的客观认知。基于这种客观认知,我们能够取长补短,进而有助于提升当前中国社会治理质量。实际上,康有为和严复以中国传统义利观的现代转型思考为节点,展现了一幅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理念的现代转型图像。

奢侈的话语:“治理”的中国适用性问题

"治理"是需要较为严格界定的一个学术概念。现代化治理与中国传统治理难以毫无矛盾地共享"治理"一词:"治理"是一个具有特指含义的现代概念。中国传统的治理,指的是治国理政的一般事务。作为现代概念的"治理",是在古今揖别之后,才出现的现代理念与现代事件:民主、法治的现代国家机制,是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国家、社会与市场的多元共治,是现代国家强大治理能力的保障。中国既需要在现代转变的条件下,确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也需要在激活国家、社会与市场活力的情况下,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推动学术界以更为审慎的态度使用"治理"一词,以明确中国现代发展的历史任务与当下目标,并提供更加可信的"治理"话语,十分必要。

我国公务员诉权受限的理论溯源

《行政诉讼法》将公务员的诉权加以限制,《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公务员法》与其相通,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又扩大了排除范围,导致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途径严重受阻。尽管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和内部行政行为概念目前对我国行政法研究和实务产生了影响,但是它们不是公务员诉权受限的原始理论渊源,真正的渊源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相关国家学说以及前苏联行政法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