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变迁逻辑研究——评《中华法史三千年法律思想简史》

中国法律思想史属于法史学的研究范畴,既是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史学专门史。由李贵连、李启成编著《中华法史三千年法律思想简史》一书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于2016年,在勾勒中国历代法律思想发展历程的同时,重点展现社会大转型时期的观点,对先秦诸子法律思想、明清及近代法律思想有独到见解。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传承与创新理路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蕴含“和合”“德治”“法治”“民本”“廉政”等诸多与依法治国相契合的本土性资源。新时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需要充分挖掘和传承传统法律精华,汲取现代法治建设的原生力量;合理借鉴和吸收西方法律文明,激发传统法律创新活力;积极构建中国特色法律话语体系,提升法治影响力。将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意蕴内化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历史主动精神,外化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大精神动力。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义务本位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以权利观念为本体的商品经济型的法权体系不同,是以义务本位为特点的自然经济型的法律文化体系。它把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作为巩固君主专制制度和强化宗法等级结构的重要手段。这里,个人的权利来之于主体的特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来之于对某种职责和义务的充分履行,来之于主体对伦理纲常名教的认同。因此,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义务是首要的、神圣的、绝对的;权利则随着某种社会境遇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它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作者从礼、道德和土地财产关系三方面揭示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这一内在意蕴。

从伦理规则到生活法则——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史的另类解读

从长时段考察中国传统法律的发展和演变,特别是国家制定法的发展和演变,就可发现这样一个明显的规律:从伦理规则向生活规则的演变,这一点在有关民事方面的法律里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一演变过程是漫长的,甚至是残酷的。它提醒我们,法律的作用不应过分夸大,立法时应注意听取民众的意见。

恢复性司法理念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差异

恢复性司法是传统刑事司法理念的转换,诞生于西方的法律文化之中,以基督教伦理和市民精神为支柱。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家族伦理、重刑轻民以及家国一体与西方法律文化形成鲜明对比,对恢复性司法在中国的实践带来了挑战。

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合理性的反思

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三个重要特点:社会本位、父权至上、男权主义的产生原因与社会作用进行分析,认为仅仅运用现代法学的权利义务观念对它们的价值做出评价,失之于偏颇。如果从历史发展大局观来看待这些传统的价值,会产生不同的结论。以上三个特点,与中国的大一统国家形态紧密结合,极好地适应了中国的发展状况,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中华民族的繁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时至今日,尽管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形态有了重大变化,但社会大众的许多思维习惯与文化特点依然保存下来,有鉴于此,传统文化与制度中的很多精华成分依然值得我们在理论上思考与在制度上借鉴。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社会成因

自给自足的农耕生产方式是古代中华民族的主要社会实践活动方式,具有稳定、内向和封闭的特点。宗法家族式的社会组织成为基本细胞,并形成一整套以“礼”为形式的宗法家族制度。政治模式是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宗法伦理观念经过中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居于支配地位。自然经济、宗法社会、专制王权和伦理道德这四个方面从总体上制约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性质及其发展方向,使其以维护君权和族权为特征、具有成文法与判例制度相结合的混合法样式,从而独具伦理主义精神。

论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击与改造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着鲜明的自身特征。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法律理念、发展模式等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并影响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走向。通过自身的改造及与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融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实现了革新。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对塑造新时期中国法律文化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传统法律的公法文化属性

在比较法律文化的视野里，中国传统法律是一种以刑事性或者说刑法化为基本特色的公法文化。它突出表现在法典的刑法化、刑法的刑罚化和民事的刑法化等方面。形成这一特色的关键因素是人性恶的法律观、犯罪观和国家权力与观念的发达，而不是所谓的“商品经济不发达”和“社会古老”论。这一特性既是中国社会的体现，又是这个社会保持有序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直文化”与“隐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两大基因

“隐文化”和“直文化”发端于原始社会末期,是父系家族和部落联盟的一对产物。西周、春秋时代是“隐文化”的鼎盛期,与此同时,“直文化”也逐渐发展起来,两者在战国时发生冲突。在此后的封建时代两者逐渐融合,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两大基因。“隐文化”的价值在于维护以父权为核心的宗法家族秩序;“直文化”的价值在于维护以王权为核心的集权式社会秩序,它们的观念表现分别是礼治和法治。两者殊途同归,共同为中国古代法律从野蛮走向文明发挥了作用。

中国传统法律“脸谱化”叙事反思——基于“法律东方主义”的考察

时下对传统法律文化一直存在着一些“脸谱化”描述,如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刑法一统,社会与法律绝对停滞,司法行政完全混同,专制之下毫无法制,等等。在黑格尔、韦伯等西方视野中,传统中国更是反法治的代名词。这些描述有一定合理性,但有不少放大与扭曲,不乏现代文明和西方文明对传统中国的偏见与傲慢,是“法律东方主义”的叙事体现。古代君主权力虽然强大,但也会受到某些制约,并非想象中的恣意妄为。古代法律不能局限于律典律令,而是礼典、习惯法、伦常等组成的多元性的礼法体系。除却刑法之外,也存在行政、经济、民事、礼仪等各方面规范。行政与司法并非完全混同,而是“合中有分”,中央一级多由不同部门执掌行政司法两权。绝对停滞论则抹杀了历史上的法律变革,最终让中西文明沦为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传统法律文化的缺陷理应批判,但不能过度扭曲,而应做出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对其制度治理的合理资源应该重视。

中国传统法律人治精神若干问题辨析

首先须就“法的精神”与“人治”的含义作一简要说明.笔者以为,法的精神应是指法的各种关系的抽象,也即法的质的规定性:法的精神(质的规定性)直接决定于体现在法中的意志的属性;意志的属性在本质上一般分为专制的与民主的两种;前者反映到法上表现为人治,后者则表现为法治.这表明,人治指的是法在本质上所体现的是拥有极权的个人或极少数人的意志(即专制性的意志).饱含这种意志的法既是极权的一部分,又是维护极权的有力工具.据此而言,中国传统法律(古代法)的精神是人治,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在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些问题上,目前国内学术界还存在着某些模糊的认识和分歧.这里先就其中若干问题试加辨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评判

法律文化是人类法律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经历了“礼治·判例法”、“法治·成文法”、“礼法合治·混合法”三个主要阶段,其糟粕是“亲亲”、“尊尊”的差异性精神和“重狱轻讼”的专制主义色彩,但也包括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和无神论精神,“人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混合法”样式以及日臻纯熟的法律艺术等精华部分。为促进我国当今的法律文化建设,应当在努力清除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科学地借鉴“混合法”样式。这样,有助于开创我国新时期法律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中国传统法律的形象——“皋陶作士”的文化解读

每个文明所特有的法律形式都有其形象之表征,这种表征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古代中国,传统法律的形象应该有三个:一个是人:皋陶;一个是神兽:廌;一个是器物:鼎。鼎犹存,廌仍在。而那个更当得起中国传统法律形象的人,即皋陶,现在几乎被人遗忘。实际上,皋陶才应该是中国传统法律最早、最确实的形象。皋陶是中国传统法律的开创者,其作为一个具有圣人与司法官的双重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法律具有道德与法制的二重属性。皋陶之言行已经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用于讨论、评价法律、法理探究之原始出发点,也是判断法制优劣的标准,发表议论的根据,抒发情感的参照。故以皋陶为中国传统法律之形象表征、文化符号,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 ,中华民族的本源文化永远是其不可或缺并起决定作用的内源力 ,因此 ,如何看待自己的传统法律文化 ,如何将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实现科学合理的承接 ,从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型法制 ,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 ,本文试从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的角度 ,找寻传统法律文化中对中国法治化的积极的合理的因素 。

论中国传统法律中的佛教影响

随着佛教的本土化,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体制、经济方式、文化生活乃至法律意识均深受佛教的广泛影响。中国传统法律中的佛教影响及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佛教对传统法律渗透的多元性、佛教影响传统法律内容的复杂性以及佛教影响传统法律进程的曲折性等方面。中国传统法律对佛教亦存在一定的制约。由于统治者控制佛教的企图与努力不断增强,佛教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及其特征只能被限定在一定的框架之内。

中国传统法律之特权保护的政治批评

特权常被解释为“法律、制度之外的权利”,因此,从法律意义上而言,特权就是法外权利。但用这样的理论来解释中国传统法律公开承认特权并给予其保护是不够的,因为这些特权本身就是法内特权。而如果回归到特权概念原本所属的范畴——政治领域中去分析中国传统法律之特权保护,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客观评价并深刻理解这一现象有着一定意义。

中国传统法律的宗教性特征

在法律社会学视角下,中国传统法律研究主要包括"德治"和"法治"两种研究范式;这两种范式都过于强调法律的儒家化特征进而忽视了法律的官方表达与民间实践的区别,因此未能回应西方学界认为中国不具有法律或法治的法律东方主义观点。事实上,中国传统法律的官方表达与民间实践之间并不具有一致性,在儒家化法律表达之下实际上存在着大量的宗教性法律实践;正是基于对法律宗教性特征的发现,中国传统法律的运行机制才能够摆脱法律儒家化的简单模式,形成了一种哲学、道德、宗教和法律相融合的复杂互动模式,从而为从法律宗教性特征和复杂文化面向的视角回应法律东方主义观点提供一种新的思想资源。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女性特质

女性主义法学家认为男女两性具有性别气质差异,并通过对社会性别和关怀伦理学的研究,提出了女性化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从而认为在司法实践中也具有独特的女性风格,而以上女性特质恰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某些传统相符。中国古代司法具有反形式化的特点,传统法官的思维是一种实质性的思维,这与女性主义法学家所提出的女性法律方法中实际推理方法所体现的注重实质正义的特征相吻合。传统法律文化以和谐为宗旨的特点也与女性注重维系关系、强调关怀的特质相符。而中国法律文化的儒家学说与女性的关怀伦理学更是有很多契合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女性特质,而此一特质仍然具有现代性。

法家的法治思想及其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尽管和现代的法治思想有原则区别,但它仍有精华部分值得我们汲取,而且,它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