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儿童观研究——以汉代和宋代为例

本文梳理中国汉代和宋代两个时期的儿童观,呈现文学作品、绘画以及教育思想中儿童观的特征。总的来说,汉代和宋代的儿童观具有神秘性、抽象性、成人本位等特征。汉代人性论的发展为时人认识儿童和教育的关系提供了思想基础,汉代官学的设立推动了儿童观和教育观的发展。相较于汉代,宋代有两种不同的儿童观,以儒家理学思想为基础的儿童观将儿童置于规则的约束和成人的审视中,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儿童观还原了现实生活中天真富有童趣的儿童。本文结合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背景,对汉、宋时期儿童观的合理性进行分析,以期加深对中国传统社会中儿童观的理解。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绅治理——基于中国主位分析范式的视角

以往很长时间里,学界通常将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方式界定为统治。随着近年来相关学理探究的深入,揭示出中国传统社会运行中蕴含着诸多行之有效的治国理政举措。这其中,士绅付诸地方治理有着深厚的经验积累,影响久远。回溯士绅治理的发展历程,其效用在于补充了传统社会“官治”不足的问题,切实充当了沟通政府与民间的“桥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特定时期因国家施政方略与基层民众诉求不一致而产生的治理困境,维系了传统社会基本面的平稳。时至今日,在致力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中,通过深入发掘和提炼士绅治理中的优良元素,希冀植根中国历史文化沃土,增补本土化治理路径。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人与医学”征稿函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与“医”关系十分密切。尤其是宋代以来,“士”逐渐成为“医”的主体,对医学著作的编撰、医学理论的发展等做出重要贡献。正如谢利恒先生所说的“自宋以后,医乃一变为士夫之业,非儒医不足见重于世”。不过,“士”更是“医”的对象,读书人体弱,最善病。病后的“士”,或祷祝问神,或寻医求药,或饱览医书,学医自救,无不成为史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为进一步探明中国古代士人与医学的密切关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医药文化》编辑部特组织“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人与医学”主题征稿,诚邀业界专家、学者积极撰文投稿。

中国传统社会精神家园的建构及其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社会颇为重视精神家园的建构,作为传统文化主体的儒、道、佛三家在这方面均有丰硕的理论建树。儒家致力于入世的现实精神家园建构,强调在现实世界中要坚持讲求仁义的崇德精神、中庸之道的处事方法、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志于圣贤的理想人格,使人生保持积极有为的进取状态;道家则致力于隐世的自然精神家园建构,强调站在"道"的高度看待人生境遇,追求返璞归真、淡泊名利,以退为进、无为而无不为,物无贵贱、博大宽容的精神境界;佛家致力于出世的解脱精神家园建构,引导众生解脱生、老、病、死之生理诸苦以及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蕴盛等精神苦恼,渡引众生到幸福的彼岸。儒道佛三家对于"精神家园"的建构显示出"求真"的理念设计,即超越现实生活的迷离、追求人性本真、常驻真实之谓;同时也展现出"趋善"的道德愿景,即对美好德性的向往;更流露出"求美"的美好情趣,即注重审美意境的建构。如果我们以理性的眼光来审视这些精神资源,无疑对于摆脱当今人类社会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精神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社会、权力与权力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一个源自于和中国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欧洲社会的社会哲学概念。当运用这一概念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的城市与建筑空间时,发生从词义到空间实体的全面转换。通过对概念由社会哲学向建筑学、由欧洲社会向中国传统社会转换的简单梳理,给出中国传统社会权力公共空间的概念,并根据权力层层控制而运作的方式得出承载不同级别的权力空间类型及其一般特征。

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的历史演进脉络及其规律探析

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经历原始社会混沌意识与前价值观念的萌生,奴隶社会价值观的生成与多元化发展,封建社会价值观的同构、反思、重建到没落的发生、发展、演进过程。经济基础决定律、意识形态掌控律、文化生态构建律则是贯穿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历史演进过程的基本规律。

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的生成、演进及其规律探究

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以"天"为世界本然逻辑,以"天"、"地"、"人"的关系为出发点,历经原始社会他律天人观的价值潜意识时代、奴隶社会人文精神凸显的价值观生成和多元化时代、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性质的核心价值观确立、重建和反思时代,最终演化成以"天人合一"为至高价值旨归,以"民为邦本"、"贵和尚中"等为核心内容的中华文化基因。而主体意识的自觉、实践向度的延伸、社会历史的变迁以及继承与革新作为其生成、演进规律与之相伴相生。

从“共同体”视角看中国传统社会的血缘宗法性特征

与世界文明比较,血缘宗法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个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从"共同体"的视角看,氏族"共同体"及其残余由于没有充分解构而在阶级社会的继续存在是中国传统社会呈现血缘宗法性特征的深刻历史根源。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缺乏普遍的商业文明期,缺少和氏族贵族相抗衡的平民和工商业阶层,没有形成氏族"共同体"内部尖锐的对立状态,使得氏族"共同体"没有能够完全解体,建设国家的任务被氏族贵族独立承担和达成。因此,中国国家不是按地区而是按照氏族"共同体"建立的,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呈现出血缘宗法性特征的根本原因。从"共同体"视角考察人类社会现象将使我们对诸多社会问题获得一种全新的解释。

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路径探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可以从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中吸收有益经验。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路径主要由构建晓之以理的教化体系、发挥实践活动动之以情的感染效用、利用导之以行的管理制度构成。对其局限和现实意义的分析、凝练和表达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

论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结构中的道德博弈和生存博弈

本文对道德博弈和生存博弈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演进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我们认为,传统社会中的被统治者利用起义等变革手段,通过道德博弈对统治者在生存博弈中破坏了的社会结构进行重建,从而使得中国传统社会表现出超稳定系统的特征。新古典的生存博弈不会因为分配过程的公平而改变传统社会结构,并回复到道德重建的原初状态。道德教化的成功有助于缓和生存博弈的激烈程度。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医患信任模式

由于缺乏相应的历史条件,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类似于现代医学及相关社会制度条件下的"医患关系"和相应的"制度信任",但存在一种建立在中国文化传统、宗族和社区伦理秩序以及熟人关系法则之下的独特信任机制。在中国人的传统医学生活中,职业伦理、文化制度和亲缘伦理关系是建构医患信任的一般机制,地缘关系以及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社区共同体意识和社会舆论也起到很大的作用。病人与医生都被束缚在特定的关系场域和规则之下,依从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威和社会秩序,并在其中发展出具体的信任模式。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土地权属的再思考——以土地交易过程中的“乡规”、“乡例”为中心

本文从中国传统社会土地交易过程中存在的“乡规”、“乡例” ,探讨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权属 ,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土地所有权属的多重性 。

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减灾救荒思想述论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灾害史最长的国家之一。同时,在长期与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丰富的减灾救荒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宋元明清近千年间可谓传统减灾救荒思想的集成时期。其间涌现出一批著名思想家和专门著述。如宋之董煟、范仲淹、曾巩、朱熹,元之王祯、欧阳元,明之林希元、屠隆、周孔教、徐光启,清之魏禧、俞森、陆曾禹、杨景仁、汪志伊;《救荒活民书》、《荒政丛言》、《荒政考》、《荒政丛书》、《康济录》、《荒政辑要》、《筹济编》等。在继承前代基本精神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充实、丰富,形成了系统的传统减灾救荒思想。试分减灾防灾、备荒、救荒善后三个层次概述如下。

试论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性缺陷

试论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性缺陷葛金芳根据时下方兴未艾，东西方众多学者共同关注，并积累了丰硕成果的现代化研究，工业化（包括原始工业化和机器工业化两个阶段在内）进程起步较早的北意大利、尼德兰和英、法等国，都是在比较发达的农业文明的基础上迈向近代社会的。在我...

论中国传统社会的户籍制度与人口流动

户籍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极具特色之处。中国在先秦时代就形成了完备的户籍制度。户籍是封建国家管理人口、据以征调赋役的重要工具,也是导致封建小农经济得以长期存在的首要原因之一。

中国传统社会精英阅读景观研究

精英一词通常与“大众”相对而言，他们往往是一项或多项领域上的优秀人才和领导者，现代意义上的精英阶层通常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为基本特征，虽然他们只是社会人口中的少数，但其观念、言行常常对社会发展方向和前景产生重要影响。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秉承“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理念，兼具知识分子与官僚角色的士大夫阶层正是中国古代精英的承载群体^[1]。和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相适应，精英阶层在教育、文化、生活等诸多层面亦呈现独有的面貌。反映在阅读领域，则是形成了独有的文化特质；

中国传统社会法律信仰探析

大部分学者认为由于欠缺法律信仰生成的土壤,我国传统社会根本不存在法律信仰。而事实上,我国传统社会是存在法律信仰的,不过在信仰程度、信仰方式上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信仰是一种伦理价值型的法律信仰。

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特征及其近代转型

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项值得探索的研究课题，对于当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历史性的借鉴意义。本文以社会政法为切入点，宏观归纳并微观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三大特征及其在近代转型的两大趋向，从中透视出一系列有益的结论。

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方式探析

从历史纵向的视角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方式,无疑对于今天探讨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以辩的方式争夺话语权、以废的方式控制话语权、以化的方式扩大话语权、以释的方式损益话语权、以融的方式强化话语权是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主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