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次体育纠纷解决机制中人民法院主管边界的审查路径

2022年新修订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确立了我国由各体育协会内部争议解决机构、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人民法院等主管主体共同构建的多层次体育纠纷解决体系,为体育纠纷专业、高效化解提供了多元救济途径。然而,当下对各解纷机制受理纠纷的逻辑关系缺乏梳理,造成当事人救济选择困惑、各机制定位混乱、争议解决效益折损。以一起界定各体育纠纷解决机制间主管边界的司法案件为引,分析各机制的法律属性和裁决效力,厘清各机制间的主管边界,确定主管权的审查规则。从人民法院角度,判断体育纠纷的个案主管权,应当以鼓励体育自治为导向,尊重体育纠纷处理专业性、封闭性的特点与效率要求,同时以司法保障当事人救济权益为底线,确保体育纠纷专业、高效、终局性解决。体育协会内部争议解决的约定不产生排除法院主管权的效果,当事人可就相关纠纷直接提起诉讼。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仲裁的约定可排除法院主管权,仲裁合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相关规定的,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

独立、专业:中国体育仲裁制度落地

2022年新修订的《体育法》第9章增设了体育仲裁制度,较为系统地搭建了中国式体育仲裁的框架结构。我国建立这样一套制度有何深意?我国的体育仲裁可以解决哪些纠纷?对于运动员遭遇欠薪等问题,体育仲裁能起到什么作用?为此,本刊专访了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员安寿志。

国际体育仲裁及我国建立体育仲裁制度的必要性

体育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一项巨大的商业活动,成为一项全球性的产业。目前世界体育产业的年产值已达4000多亿美元,且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中国新兴的体育市场价值到2008年奥运会时会达到100亿美元。随着体育产业的飞速发展,体育纠纷也随之增多。本文从体育仲裁的概念入手,分析了体育纠纷的特征和仲裁的优势,并结合目前国际和国外体育仲裁制度的现状浅析了中国建立体育仲裁制度的必要性。

从孙杨案看国际体育仲裁对我国体育法治的影响

我国体育法治建设发展数十年来,无论在立法、司法还是执法层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随着体育法治进入发展的新纪元,孙杨案的出现成为完善我国体育法治建设的契机。立法上,我国体育法规内容滞后且缺乏专门的体育仲裁法;司法上,体育仲裁缺少独立的仲裁机构,且程序制度上也存在诸多问题;执法上,体育执法的行政化导致执法主体不明确。除此之外,规则意识的缺乏以及对体育人员的全球体育法教育仍存在缺失。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学习国际体育仲裁中的相关制度设计、法律法规、原则规则以及程序设置对于完善我国体育法治建设,在北京冬奥会举办之际增强我国在国际体育领域的话语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际体育仲裁院发展现状及其发展建议

国际体育仲裁院自1984年建立以来已经有30余年的发展历程,较建立之初,国际体育仲裁院已经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其在国际体育仲裁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仲裁裁决也享有至高的法律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体育仲裁院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一些国家法院纷纷质疑仲裁结果,使得国际体育仲裁院的改革势在必行。作为体育大国的中国,能否在这个潮流中建立起自己的体育仲裁机制,也值得我们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