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合法性基础与执政合法性基础——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三维度考量

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实质就是要维护和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合法性是指一个政治系统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信仰和忠诚,反映社会对政治系统认可状况和程度的政治关系。合法性基础包括物质经济因素和精神心理因素两方面,物质经济因素是更强调为基础的因素,经济功绩与价值体系以及制度程序共同支撑着合法性的存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绩效、意识形态、社会公正、政治民主、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以意识形态为主、以经济绩效为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三个的合法性基础的时期。进行合法性基础的重塑和增强,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对新形势的挑战与诉求的回应。

如何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历史的审视

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党执政的基本条件,其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即:意识形态、领袖魅力、统治绩效、民主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法理上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从历史变化看,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经历了从以意识形态为主向以领袖魅力为主转变、又由以领袖魅力为主向以统治绩效为主转变的演变历程。当前,如何加强民主选举制度建设,继续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显得非常必要。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及其巩固

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对每一个执政党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执政的持久性和执政的成本。面对世纪之交的风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的新的挑战主要是三方面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化”的挑战,政绩合法性的挑战,制度建设的缓慢。应对的主要策略有保证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优势,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发展观;加快制度建设,保证制度的实施。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当代建构

本文着眼于我国当前实际,分别从合人民性、合规范性、合价值性的视角,通过确立“以人为本”的绩效观、塑造法理型权威、保持意识形态“与时俱进”,建构当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群众基础、制度基础和价值基础。

中国共产党关于陕甘宁边区合法性的话语建构

自1937年初国共恢复高层谈判至抗战结束,陕甘宁边区的合法性问题,一直是国共谈判的重要内容。针对国民党对边区合法性的否定和各种攻击,中国共产党着重从四个层面展开其关于陕甘宁边区合法性的话语建构:一是从国共谈判中国民党的承诺建构边区的合法性话语;二是从“边区应统一于民主”建构边区的合法性话语;三是从陕甘宁边区取得的重大成就建构边区的合法性话语;四是从国共治理对比中建构边区的合法性话语。中国共产党关于边区合法性的话语建构,既基于现实政治,谋求国民党执政当局认可的“法统”合法性;又基于革命的正义性,建构边区顺乎天道、合乎民心的“道统”合法性;进而超越国民党狭隘的合法性话语逻辑,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的政治话语建构理路。中国共产党关于边区合法性的话语建构,不仅关乎边区本身,也为战时中国共产党在党、政、军等方面的话语建构提供了话语资源与思想借鉴。

论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重构

政治合法性问题是执政党研究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的党的意识形态,为执政的合法性提供了思想基础,通过经济建设增强执政绩效,为执政的合法性构建了物质基础,通过加强党和国家各项制度与法律的建设,为执政的合法性奠定了法理基础,通过党风建设凸现执政党的价值取向为执政的合法性构筑了道义基础,通过制定新时期统一战线思想为执政的合法性提供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一系列重构使得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了“文革”结束后执政合法性资源流失的局面,对新时期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考量——基于合法性、合法性基础、执政合法性基础三个维度

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实质就是要维护和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绩效、意识形态、社会公正、政治民主、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以意识形态为主、以经济绩效为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的三个合法性基础时期。进行合法性基础的重塑和增强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对新形势的挑战与诉求的历史必然回应。

略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合法性”(legitimacy)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指的就是民众对执政党或政府的自觉拥护、支持和认同。合法性问题,是关系到执政党能否继续执政的根本性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执政50多年来的合法性基础进行历史考察,可以概括出不同历史阶段上其合法性的主要表现为:革命合法性、意识形态合法性、领袖魅力合法性、经济绩效合法性等,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两点基本的历史经验。

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努力寻求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开发合法性资源,对于每一个执政党来说都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在承继历史合法性的基础上,通过推行一系列有益于广大民众的政策措施,获得了较为丰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也为日后的执政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统一战线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建构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统一战线所具有的广泛性、全民性及其他一些特点。统一战线的这些特点,凸现了政治合法性的人民根源性。中国共产党作为统一战线的当之无愧的领导者,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统一战线作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现实社会基础,既有理论又有历史依据。中国共产党创设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形式和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一系列保障和完善统一战线发挥作用的制度安排,是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现实社会基础的实现机制。

构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兼论中国共产党如何增强自身的合法性基础

追求合法性是现代政党的重要政治目标。具有强大合法性的执政党必然拥有强大的政治动员力、广泛的民众支持率和各项事业的推进力。根据现代政党的实践,构建合法性基础应当关注民众对执政党的价值认同、制度认同、政绩认同和利益认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我们党构建合法性基础的理论指南。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是基于大势所趋基础上的人心所向

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重要来源的"人心向背"不是抽象的,而是具有综合规定的多样性的有机统一,它是建立在大势所趋之上的反腐败大快人心与促民生大获人心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执政意愿与执政能力的有机统一;是理论认同与切身践行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通过为人民服务获得民心的过程就是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自己奋斗目标的过程。

重塑合法性基础——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建设面临问题的思考

执政党的合法性问题是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问题。面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合法性危机面前正确把握执政的合法性以适应形势的变化,适时地进行改革和有效巩固自身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已成为一个紧迫和重大的课题。在新时期里,重塑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需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确保先进性,扩大代表性功能,遏制党内腐败,防止权力逆行,实行机制创新,同时完善意识形态,争取更大多数人民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认同。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转型挑战与重构

1949年中共执政到改革开放前,主要以意识形态为合法性基础。改革开放初,把合法性由以意识形态为基础成功地转型为以有效性为基础,但对经济绩效的过分追求导致了合法性的现实挑战。因此,必须开发和整合合法性资源,重构合法性基础。

试论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基础的扩展

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对社会力量不断进行整合的过程。从历史—现实的维度与合法性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组织基础是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基础不断增强的过程。尤其是当今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原有的力量分布格局发生了变化,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这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大胆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新的政治思路,基本解决了这个新问题,因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础,增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当代建构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可以分别从合人民性、合规范性、合价值性的视角,通过确立以人为本的政绩观、塑造法理型权威和保持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来建构其物质基础、制度基础和价值基础。

新时期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认识与思考

执政合法性基础的稳固直接关系着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深厚基础本质上就是来自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随着中国经济政治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应根据形势的发展正确认识现阶段执政合法性基础,在意识形态及民主政治上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维护

执政合法性同执政者的执政绩效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面对执政以来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和经济绩效合法性的危机与困境,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将会全面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绩效,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转型期建构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模式选择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要进行多元重构,从利益的维度看,"包容性增长"式绩效是执政合法性的有效性基础;从结构的维度看,宪政法治的治理是执政合法性的程序性基础;从价值维度看,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是执政合法性的情感性基础。因此,"包容性增长"式绩效型合法性模式,宪政法治的法理型合法性模式,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型合法性模式是当前建构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最主要的模式。这三种模式共同促进执政合法性的稳固与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