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典籍外译策略研究--以《红楼梦》英译本为例

中国典籍外译应重视译文在跨文化语境下的可读性与可达性,过度的异化只会阻碍原作的通达,导致文化的自我边缘化,不利于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流。《红楼梦》英译本翻译策略选择的解读以及译本在目的语社会的接受和反应证实了文化翻译观关于翻译与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钱钟书的"化境论"中的"诱"对我们今天的典籍外译很有启迪作用。在现有的接受环境下,中国典籍外译不必拘泥于译本的形式和深度,应先做出适度妥协,顺应目的语读者的审美习惯和心理期待,提供他们可以接受的跨文化产品,从而译出异化程度更高的作品。

“一带一路”——中国典籍外译新契机

丝绸之路开辟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的漫漫长路一直延续至今,中国典籍外译的工作也以不同形式悄然进行着。新世纪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典籍外译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总结了中国典籍外译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从增进不同文化交流、了解"他者"需求以及培养更专业的典籍外译译者等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重要战略如何成为中国典籍外译的直接和间接推动力。

“一带一路”——中国典籍外译新契机

丝绸之路开辟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的漫漫长路一直延续至今,中国典籍外译的工作也以不同形式悄然进行着。新世纪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典籍外译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总结了中国典籍外译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从增进不同文化交流、了解"他者"需求以及培养更专业的典籍外译译者等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重要战略如何成为中国典籍外译的直接和间接推动力。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下中国哲学文化传播研究——以《道德经》英译本为例

在当代中国哲学思想文化传播研究的学术背景下,该文以新时代中国哲学文化对外传播为研究方向,以勒奎恩的《道德经》英译本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与其参考译本:亚瑟·威利英译本及冯家福和简·英格里希合译英译本进行翻译平行比较,以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分析提炼勒奎恩译本的突出翻译策略,描述女性主义翻译策略在其译本当中的体现,进而结合中国哲学外译目标,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策略的实践对中国哲学文化对外传播产生的影响进行探究,以探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应用在西方语境下对中国哲学传播的促进作用,进而探讨中国哲学文化的外译策略。

《聊斋志异》在意大利的翻译、研究与接受

意大利拥有《聊斋志异》在西方世界的首个全译本,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期后,目前已出现约20种译本。意大利的《聊斋志异》译介过程可分为全译本时期、外文转译期、中文直译爆发期及多元发展期这四大演化阶段。意大利对《聊斋志异》的译介具有鲜明特点,译者并不改动原文,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极度尊重。意大利对《聊斋志异》的译介篇目选择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以“志怪”“狐精”“道教”及“变形”等主题为主。但意大利对《聊斋志异》译介的深度与广度均有所欠缺,《聊斋志异》在意大利尚未被经典化,译文以故事性语言为主,忽略了《聊斋志异》的文学价值。意大利对《聊斋志异》的海外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域外传播研究的门径

随着"一带一路"国家重大战略的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将逐渐加大,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域外传播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这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涉猎学科较广,研究难度较大,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开展此项研究,须掌握基本的研究路径,具备基本的学术素养。例如,要通晓中西文化交流史、重视西方汉学的历史与文献、积极探索中西翻译的理论与实践、构建扎实全面的知识体系、具备跨文化研究的视野和方法等。唯有如此,才能将研究推向深入,从而促进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过程中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西方汉学语境下《尔雅》的解读与呈现

《尔雅》作为现存最早的古汉语训诂辞书和百科典籍,自19世纪以来逐渐受到西方汉学家的关注。高本汉、讷瑟恩、柯蔚南和卡尔四位汉学家是《尔雅》海外研究的主要代表。汉学家们解读《尔雅》文本所体现出的“他者”特点丰富了《尔雅》研究,他们研究的问题与中国的《尔雅》研究形成呼应,其文本解读方法为《尔雅》研究带来学术上的启示,其文本呈现方式为《尔雅》对外译介提供了有益参考。

《道德经》英译本的海外读者接受研究--基于Python数据分析技术

基于Python数据处理技术,本文采集西方主流图书社交平台关于《道德经》英译本的读者评论构建文本数据库,清洗与降噪后量化数据呈现读者星级评价、情感态度、发帖趋势、主题词云图、语义网络图、热度引文指数和主题认知;同时选取高影响力读者评论文本进行质性研究,探究其阅读体验中具体的情感态度、作品思想价值的认同、译本质量的关注维度、词语审美的翻译得失,以期为中国典籍外译作品的翻译审美和语境定位提供启示。

刍议卫礼贤、荣格与《易经》

卫礼贤从传教士到翻译家再到汉学家,一路走来角色的转变正是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程度不断加深的证明。卫礼贤译过的中国经典非常之多,其中《易经》成为他和荣格之间深厚友谊的桥梁和见证之一,正是他怀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把中国智慧传播到了西方,才使得这本《易经》中的智慧也融入到了西方心理学的"血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