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地理学界关于中国农区的热点研究

在参阅大量国外学者关于中国农区发展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国际主流学派就中国农区宏观和微观决策主体的国际地理学研究进行了评述。国际学术界重点关注的中国农区发展的热点问题包括农户外出务工背景及决策因素、乡镇企业发展与农业生产的矛盾关系、农区发展中的环境变化问题、农区家庭的收入与需求、对传统农业区位论的思考等。文章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评价,最后提出了一些建议。

中国传统农区历史耕地数据网格化方法

建立具有空间属性的历史时期土地覆被数据集有助于更好地模拟土地覆被变化的气候与生态效应。根据我国历史时期土地开发利用的特点,深入分析了影响我国历史时期土地开发利用的主导因子,量化了海拔高度、坡度、人口分布等自然及人文要素与耕地分布的关系,并以此为依据设计了一套将我国传统农区历史耕地数据网格化的方法与算法模型,计算各网格(分辨率为60km×60km)耕地面积占整个农区耕地总面积的比重、以及各网格的耕地面积与垦殖率;同时利用基于《嘉庆重修一统志》重建的中国传统农区历史耕地资料,采用上述方法与算法建立了研究区内1820年(清嘉庆二十五年)60km×60km空间尺度的耕地数据集,并绘制了分布图。重建结果与册载府级田亩数据的比较分析表明:该方法与算法可以有效地将以行政区域为统计单元的中国历史耕地数据量化为具有统一且更高空间分辨率的网格化数据集。

中国中部重点农区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地理探测器等分析方法测度了中国中部重点农区—河南省2006—2018年各市域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的时空耦合协调水平及具体类型特征,并定量探测了两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要素。研究表明:(1) 2006—2018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耦合协调度从0.339稳步上升到0.784,基本实现了"濒临失调→中度协调"的跨越,空间上呈"北部高南部低、中部高东西低"的特征。(2)河南省各市域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耦合特征分异明显,长期为粮食安全滞后型市域占比29%,长期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型市域占比53%。(3)影响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耦合协调度的核心要素转向土地与劳动力资源,外部经济变化对其协调发展所带来的敏感性逐步降低,科技进步始终是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的促进力。研究旨为中部农区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扛稳国家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担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供给的使命提供参考。

中国主要农区稻田稗草分类与多样性研究

将采自中国15个省和1个直辖市的206份稗属（Echinochloa）植物种子分别播种在相同栽培条件下,获得了206份子代样本及其21项形态性状数据,基于这些形态性状对206份稗属植物样本进行了聚类和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1）从206份稗属植物样本中鉴别出了形态性状相对一致的8个分类群（G1-G8）,依次对应于湖南稗子（Echinochloa frumentaceae,2份样本）、水田稗（E.oryzoides,5份）、细叶旱稗（E.crus-galli var.praticola,6份）、硬稃稗（E.glabrescens,14份）、光头稗（E.colona,2份）、长芒稗（E.caudata,16份）、孔雀稗（E.cruspavonis,8份）、稗复合群（稗原变种E.crus-galli var.crus-galli、稗的变种无芒稗var.mitis、短芒稗var.breviseta和西来稗var.zelayensis,共150份）,还有3份样本没有聚合成组。它们依次占总样本量的0.97%、0.97%、2.42%、2.91%、3.88%、7.77%、6.80%、72.81%和1.46%,反映出中国主要农区稻田稗属植物主要以稗及其变种为主;（2）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9个数量性状,包括叶长、叶宽、圆锥花序长度、总状花序长度、小穗芒长、小穗长度、第1颖长度/小穗长度、主茎直径和株高,在稗属植物的8个分类群（G1-G8）之间有显著差异;（3）根据8个分类群之间的形态性状特点及差异,给出了鉴别中国主要农区稻田稗属植物的分种检索表;（4）由于细叶旱稗具有总状花序简单、小穗无芒、叶较宽、植株高大、小穗紫黑色等独特形态性状,在206份稗属植物样本的聚类图上单独聚成一组,故建议将细叶旱稗作为独立种处理。

中国中部农区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研究——以河南省虞城县南庄村钢卷尺企业集群为例

中国中部农区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来源既具有一般企业集群的共性———它是规模经济、分工经济和网络联系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又具有其特殊的个性———模仿创新的普遍发生、中原文化背景、制度扶持和较低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起决定作用。以河南省虞城县南庄村钢卷尺企业集群为例,详细分析了中国中部农区企业集群竞争优势的内在来源。

西方农区地理学理论研究评述

文章评述了近年来西方农区地理学研究的新动向。在研究内容上,农业地理、农村社区和农户三个侧面均有一些新的特点。同时出现了社会文化视角、政治经济视角、全球化视角和农村管治等新的视角来审视农区问题。农区地理学在农业区位论、农区变化特点和行动者网络理论方面存在着较多争论。中国农区地理学应针对中国的特殊问题,在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研究观点等方面突出创新,从而为中国实际和国际相关理论做出贡献。

农区地理学国际研究进展

基于对国际文献和中国实际的分析和思考,总结了农区地理学的发展特点和新近研究动向。认为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经济学对农区研究的关注,从不同角度影响着农区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和思维变化。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也带来了农区地理学的相应转向。西方发达国家农区地理学的新近研究方向包括:后生产型农区发展、全球化与农区业发展、农区结构变化、农区基础设施、农区管制等。基于以上分析并结合中国实际,文章对中国农区地理学的研究思路进行了思考。

中部农区产业集群的创建、培育与升级

虽然中国中部农区的产业集群大多是在市场力的作用下自发形成的,但是企业间的合作以及成功集群的某些关键特征并不总是自发出现的,而网络中介可以加速企业网络和集群的形成。在中部农区培育集群、创建网络可以首先在具有集群发展潜力的地方培训网络中介,再利用网络中介促进本地水平网络、垂直网络和机构网络的建立,导引和激励相互学习的过程并使网络成员之间产生足够的信任。待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可以利用市场的自组织能力和集群的自增强机制让其自主发展,政府和中介机构仅做好服务工作即可。

中国传统农区过去300年耕地重建结果的对比分析

土地覆被变化是气候与生态效应模拟研究的重要参量。SAGE和HYDE两个全球历史土地利用数据集在相关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但在区域尺度上的应用,其可靠性如何,至今少有论及。以我国学者重建的传统农区历史耕地数据集(CHCD)为基础,从全区、省区和网格(60km×60km)三个空间尺度,对SAGE(2010)和HYDE3.1数据集中有关中国传统农区历史耕地重建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1)SAGE(2010)数据集对中国传统农区耕地数量重建是以单一线性插补而得,其中1700-1950年是以0.51%的年均增长率线性递增,1950年后是以0.34%年均速率线性递减,这种"标准化"变化趋势不能客观反映传统农区土地垦殖的真实历史,耕地面积也明显高估,与CHCD数据集不具有可比性;(2)HYDE3.1数据集吸纳了区域性研究成果,使其在总量上与CHCD数据集较为接近,具有较好的可比性,但其在省区和网格尺度上与CHCD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相对差异率超过70%(<-70%或>70%)的网格占比高达56%～63%,超过90%(<-90%或>90%)的网格占比也高达40%～45%;而相对差异率介于-10%～10%的网格占比仅为5%～6%,介于-30%～30%的网格占比也仅为17%左右;(3)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建立更高精度的中国区域历史土地利用数据集,是提高区域气候与生态效应模拟研究质量的重要保障。

中国中部农区乡村重构特征及其地域模式——以江汉平原为例

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以乡村地域系统内部要素变化解析乡村重构特征、外部环境变化解读乡村重构机理、外源驱动因素与内生响应要素耦合解译乡村重构模式。基于江汉平原的实证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乡村地域持续经历重构过程,表现为乡村重构综合指数不断增加,高值区主要沿域内交通干线分布、低值区主要分布长江沿线和平原腹地;(2)乡村重构机制主要表现为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等外源驱动因素与经济、社会、空间等内生要素的耦合作用,非农产业规模扩张引发乡村人口外迁和就业转移,进而推动人口、土地和产业等乡村"存量"要素重组;(3)经济—社会重构主导是江汉平原乡村重构的主流模式,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变化加剧乡村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恶化,乡村振兴及其可持续发展面临水环境污染和水灾害侵袭的双重挑战。研究框架能够揭示江汉平原乡村地理剧变特征,中国中部农产品主产区的乡村重构具有与发达地区不尽相同的图景。研究结果意在为乡村地理研究和乡村振兴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欠发达农区传统制造业集群的网络演化分析——以河南省虞城县南庄村钢卷尺产业集群为例

本文以河南省虞城县南庄村钢卷尺产业集群为例,基于企业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通过对比企业在初创阶段的衍生网络与现阶段的情感网络、咨询网络和合作网络,探讨了欠发达农区传统制造业集群中网络的形成和演化过程。研究发现相对于偏重技术联系的发达地区高技术集群来说,欠发达农区传统制造业集群网络的形成和演化更具有内生性和自组织规律。在集群成长和网络演进的过程中,集群网络中的核心关系受农村社区聚落环境的影响,并随农区企业规模、地位和能力的改变而演变。依此集群网络的形成和演化经历4个阶段,即家族或泛家族网络阶段、内部分工生产网络阶段、本地创新网络阶段和全球供应链网络阶段,各类型网络在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

清代晚期中国城市用地规模重建与城市体系特征

定量重建近百年来中国城市用地规模数据集是历史LUCC的重要内容,基于新挖掘的晚清和民国时期利用现代测绘技术完成的军事地形图资料,格网化重建和测度了中国传统农区17个省区1910s城市用地规模和城市体系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研究范围内县级以上城市用地规模总和为1812. 149km^2,平均值为1.215km^2,变异系数为2. 338。城市用地规模最大的直隶为236. 054km^2,最小的广西为43. 003km^2。全部1022个格网中共计745个有城市用地,其中最大值为65. 236km^2、最小值为0. 068km^2。城市规模分布呈现北部高、南部低,东部高、西部低的特点,无城市分布的格网主要集中在川西和云南西部。总体的城市体系分形维数q=0. 729,R^2=0. 882,具有较好的分形结构特征。热点分析显示,共有6个城市聚集区超过了90%置信度水平,其中三个一级聚集区为京津地区、直隶南部和鲁豫交界区、苏浙皖地区;三个二级集聚区为关中平原、成都平原和珠江三角洲地区。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全部省区的城市体系可以分为三类:广西、山东、湖北、福建、湖南、江西、云南、安徽、浙江、山西为第一类,河南、四川、陕西、广东、贵州为第二类,直隶和江苏为第三类。